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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反腐 如何从“碎片”走进制度

http://www.hebei.com.cn 2012-12-08 08:43 长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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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似乎正在掀起一场反腐风暴,网络反腐可以说正在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主角。“网络反腐”在网上被赋予如下定义,“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借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携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

  网络反腐,只能碎片化解决问题

  周东飞:与原来网上曝光镇长、市长不同,这一轮的网络反腐级别大大提升。62小时,一个正厅级官员就在网络反腐攻势之下招架不住。最新的猛料爆发在12月6日,媒体人实名举报一名省部级高官,让人吃惊。

  张金岭:对网络反腐,当然是支持,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持这样的态度,除了某些有抗拒心理的官员。

  从最近的一些个案来看,网络反腐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打开了不少缺口。比如雷政富一案,如果没有网络平台,恐怕很难被揭出来,此前雷的问题官方已经掌握,但并没有去动他。从这个角度看,网络反腐功不可没。

  从重庆官员当初对待雷政富一事的态度来看,我怀疑现在这个社会,对此类问题官员的容忍度已经空前提高了,甚至远远超乎老百姓的想像力。问题都揭出来了,又有录像在,人家依然没有处理。没有网络介入,我相信,雷政富今天仍然太平无事。

  陈方:确实像张老师说的,那些陷入“名表门”的官员,他们穿的戴的,难道身边的人不清楚吗,难道监督机关没有看到吗?显然不是,如果没有网络的推动,没有形成舆论的压力,监督部门还会不会有所行动呢?

  周东飞:现在网上网下,对网络反腐似乎一片乐观,具体到眼下兰州市长戴名表和媒体人举报高官这两个个案,我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

  陈方:说实话,虽然说有成功的“网络反腐案件”示范,但我仍不敢对这两起案件有更多的期待。网友举报只是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的真伪程度还需要纪检部门来调查。

  周东飞:是啊,我们往往不能去猜测一个反腐举报的结果。因为我们没有调查的权力,自然也就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能够期待的,只是所谓程序正义。也就是说,纪检监察部门是不是认真对待了网络举报,是不是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是不是公开了值得信服的结论……如果这种程序正义得到了实现,那么无论这起网络反腐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接受。并不是说,有人一举报,官方就必须让某官员下课或者怎样。这不符合正义的要求。

  张金岭:网络反腐仍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而已。它只能在外围施加影响,能不能得到回应,取决于体制自身运行效率。

  现在很多人对网络反腐寄于过高的期望,我不太赞同。这种反腐形式,只能碎片化解决问题,不可能整体推动反腐败的进程。现在官方对网络反腐的回应效率确实提高了,但并不代表反腐进程发生了质的飞跃,因为它只解决了个案。

  “倒逼”和“围观”是网络反腐的力量所在

  周东飞:网络反腐,从有力的一面看,确实有一些成功案例。比如,2008年被称为“网络反腐元年”。在这之前,其实也有过所谓的网络举报,也有过官员因为网络上的举报帖子而下台的先例。但是,此前的案例都不如2008年“周久耕事件”来得戏剧化和喜剧化。

  周久耕的倒下,不是身边知情者爆料的结果,而是他自己因为极端言论而“落网”。“落网”现在是个新词,专指一个人被网络所盯上。在网络时代,“落网”是悲剧的开始。

  陈方:与传统举报方式相比,网络更容易形成舆论聚集地。在论坛里举报,网友可以盖楼;在微博里举报,网友可以转发。传统的举报方式,都是点对点,而网络举报是“点对面”,这个“面”是无界的。正因为无界限,所以才容易形成围观效应。一旦有了围观效应,上级部门和纪检部门就会感觉到压力,先不说怎么去调查,但至少在舆论压力面前需要表态,表态之后,网友还会继续盯着调查的后续。如此,相对传统举报而言,更容易取得结果。

  周东飞: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网络反腐盛行,原因在于传统的举报途径不够畅通。我估计反腐败的职能部门会感到委屈,因为他们也有所谓的“网络举报平台”。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并不缺乏官方的网络举报平台,为什么网友不是通过这一平台去举报,而是要选择公开曝光的方式来举报呢?

  陈方:这说明,反腐、举报,并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手段的问题,其中还有运作机制。

  周东飞:是的,官方的网络举报,其实只打开了一个端口,举报之后的处理情况,结果的公开情况等等,都还是按照传统的路径在运作。而民间的网络反腐之所以热潮不断,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透明化,公开举报之后,官方公开回应,还必须公开通报调查结果。这种透明度恰恰是传统路径所缺乏的,也是网民所迫切呼唤的。

  张金岭:对,我非常赞同。网络反腐的力量,来自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舆论生态,打破了之前舆论生态的封闭状态,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人参与其间的开放的舆论场,网民主动参与,形成强大合力,倒逼官方呼应。

  网民为什么不愿意利用官方的网络平台,就是它的封闭性无法满足大家对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要求,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性力量无法满足大家对加快反腐进程的热切期待。

  前些日子,河南那个偷拍罚款交警的公民,之前也无数次通过所谓“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绝大多数都得不到满意回应。如果反腐的正常渠道能高效率发挥作用,网络反腐的热度一定会降下来。

  周东飞:网络反腐有力,有力就有力在它的倒逼效应和围观效应。网络反腐也无力,无力就无力在它自身的不完整性。它不是一个反腐的体系,而只是整个体系中的参与者,它能够提供线索,能够督促职能部门介入,却不掌握调查权和惩罚权。因此,每一起网络反腐事件的最终结果,都不是操持在网民手里,而是由官方决定走向与结局。

  陈方:确实是这样,同为“表叔”,杨达才下课,福建“表叔”却安然无恙。其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当地官方的态度,当然不是说一定会出现一查一个准的情况,而是当地官方根本不予回应,以沉默面对舆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网络反腐就如同“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无力感就是这样产生的。

  周东飞:这里就有一个网络反腐与传统反腐途径对接的问题,不是简单对接,因为所有成功案例都已经证明这种对接本身不存在无法实现的问题。要说的是,这种对接应该实现制度化。不能把网络反腐的全部指望寄托在地方权力的“道德自觉”上,而是要规定,什么样的网络反腐线索必须作出回应,默不作声或拒绝回应应当承担反腐不力的责任。权力反腐与权利反腐之间,需要一个制度化的对接方式。

  陈方:刚才东飞提到了“权利反腐”和“权力反腐”,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强调“权利反腐”的时候,必须克制某种冲动。比如它是不是会形成集体性的非理性力量,从而导致监督范围扩大化,甚至侵犯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

  张金岭:网络反腐的这种形式,正因为参与其中的人群非常复杂,容易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这种形式,很容易让公民与公民之间产生互相提防的局面。如果你监督的是个高层的官员,因为距离较远,而公民监督官员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这在道德上的忌讳几乎没有。如果监督的是自己身边的小科长,低头不见抬头见,结果你动不动就把人家的隐私弄到网上去,这种情况,如果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社会道德的衰退。这至少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络反腐的程式化和香艳化倾向

  周东飞:如果说网络举报的无力感,不怪网络反腐本身,那么其所携带的某些瑕疵,却是应当注意克服和避免的。

  比方说,我们应当看到,网络反腐有着某种程度的程式化和香艳化倾向。

  张金岭:也就是说,网络反腐的力量是有限的。清除腐败现象,必须全社会的健康力量一起参与,包括公务人员、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媒体,还有文化艺术家们,都应该参与其间,把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作为自己的天职,敢于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敢于承担一些风险。否则,只靠网民在网络上发力,很难有整体的改变。如果没有社会主流人群的参与,尤其是权威媒体参与,只靠网络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陈方:如果留意一下近期网络反腐的举报人,基本都是“草根”,直到6日才出现了媒体人的实名举报。在反腐问题上,有没有专业能力是大不一样的。

  周东飞:也许正因为此前的网络举报人不具备太强的专业能力,他们几乎不可能掌握诸如财产状况之类的“严肃”材料,所以才有了“手表”、“眼镜”、“艳照”之类的路径依赖。

  张金岭:以前的举报多有小三、二奶等符号化特点,我更期待专业调查的方式。这样更健康更有力量,和腐败官员之间从力量上看也更对称。

  陈方:刚才两位提到了举报人的专业素质,此间“落网”的官员都是因为佩戴的奢侈品或者艳照,为什么网络反腐一开始就有了这个“依赖路径”,说白了还是一种低层次的“网络反腐”方式。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低层次不仅表现在这个依赖路径上,而且更多是偶发性。如果没有杨达才在车祸现场笑的照片,后续的一系列情况估计都不会出现了。

  网络反腐该不该“转正”

  陈方:我看报道说,香港几乎没有“网络反腐”这个概念。两个原因,首先是市民能够通过正常举报程序来反映问题,如果反映了24小时内没收到回复,可以投诉;另外,如果在网上发表的信息稍有不实,市民将受到法律的追责。

  所以,网络反腐如何“转正”,这是个问题。

  张金岭:我觉得所谓“转正”,基本是个伪问题。你只要反腐力度加大了,动真格了,网络反腐自然会降温。

  周东飞:从务实层面说,“转正”还是需要的。网络反腐转正,就是要求这种曝光也应当被视为正式举报,而不需要举报者再到职能机关去填报表格之类。福建“表叔”为什么就是不回应,你有什么办法?就是因为,没有制度规定他们必须回应。所以才必须“转正”。

  陈方:有专家说了,“互联网充其量只能扮演‘线索提供者’的角色,而无法从根本上打击腐败分子。正确的做法是,把互联网络使用者高涨的反腐败热情纳入法律程序之中,让他们积极主动向反腐败机构反映问题,然后通过正式立案调查程序,发现并且解决问题。”其实我个人不太明白,把互联网络使用者高涨的反腐败热情纳入法律程序之中,这是什么意思?

  张金岭:所谓纳入法律程序,前提必须是反腐制度能高效运行。如果一封举报信发出去就石沉大海,谁还会相信你这个渠道?

  其实从广义上说,对网络反腐采取放任态度,宽容它的存在,不去打压它,这种现状能得以维持,最好是形成一种禁忌,比如谁删贴,谁就触犯了言论自由原则,就得追究宪法责任,我觉得如果出现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制度”,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从另一方面,网络反腐,还要有法律的规范,比如防止侵犯公民个人的隐私,防止造谣、中伤等。

  “制度反腐”同样需要找到切口

  周东飞:我们老是说,网络反腐只反皮毛,要制度反腐。但什么是制度反腐,好像没说清楚过。或者,口子开小一点,眼下正热的官员财产公开,这是制度反腐的一种,它是不是就比网络反腐有用?

  陈方:有人打比方,反腐败不是等官员掉进坑里了再把他抓起来,而是在他掉进去之前把坑填平。怎么把坑填平,当然要靠制度建设。但是制度反腐还是需要找到切口,须像“庖丁解牛“一样找到它的纹理所在。财产公开其实就是一个切口。

  张金岭:制度反腐应该是一整套体系,包括权力自身的监督体系,也包括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开放等。财产公开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这显然是目前最为急切的一个方面。一个真正有效的反腐体系,应该是立体的,既包括通过制度设计不给权力随意扩张的机会,也包括体制外监督力量的活跃。

  周东飞:其实网络反腐就是制度反腐的一部分,无非是网络反腐应当克服自身的某些瑕疵,用制度化的方式与权力反腐之间形成稳定的对接。而官员的财产公开,是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觉得,对于财产公开制度,现在不是讨论它该不该搞,而是如何搞。陈方:能把切口撕开,很多病理性的征兆自然而然就医治好了……

关键词:网络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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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燕赵都市报
责任编辑: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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