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警方需用事实回应质疑

　　“跨省抓捕”并不陌生，2010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遭到该公司所在地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通缉理由是当地公安局指控其涉嫌损害商业信誉。不过，在外界的强烈关注，以及中国记协和新闻出版署的关注下，当地警方最终撤销通缉并道歉。

　　如果事实符合法定条件，那么抓捕无可厚非。《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问题是，记者报道属于职务行为，即便触犯刑律其也应是“单位犯罪”。退一步讲，即便法律上没有对此给予明确，究竟属于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没有绝对界线，那么抓捕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拿出明确的证据和依据，不能仅凭地方企业的举报而进行“变相打击”，如此则是对新闻报道自由的粗暴践踏。

　　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记者以客观、公正、真实报道来还原事实真相，揭露内幕，是天然职责，其权利受法律保护。即便其报道失真，对报道对象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伤害，但若没有主观上的故意，也应属于民事范畴。除非有证据证明，其收受了相关好处，或者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了“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并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才能以触犯刑律定性。否则，就涉嫌利用公共权力打击媒体记者，对抗舆论监督。

　　在真相未明之前，现在谈谁是谁非还为时过早。无论从事件本身，还是从良性舆论环境角度，都需要当地警方拿出事实回应社会关切与公众质疑。从保护记者权利，维护良性舆论环境，保障正常新闻监督的需要上，公众都在关注事态的后续进程。一方面，相关机构应当及早介入，表明态度并对事件进行积极回应；另一方面，记者所在单位要依据现有的事实，进行全力的申诉与抗辩，从法律程序上给予记者以实质性保护；三是社会舆论应在理性的基础上，给予必要的声援，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促使当地警方客观公平依法进行后续处理。

　　当地检察机关和上级公安部门，必要时要介入事情调查，以避免其成为公共事件并不断升级，共同促进事实真相浮出水面，让“跨省抓捕”事件早日得到解决。（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