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力鸥:请问您今年带来哪些提案呢?
何香久:我今年带来的提案主要是关注农民工文化权益问题。提案标题为《让农民工享受更多的文化权益》,这个提案也是我去年提案的一个延续,因为我去年关注的是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今年是关注他们的文化状态。
颜力鸥:为什么一直关注农民工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原因?
何香久:主要原因在于我接受了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任务,写一部关于农民工的书,在写作过程中,我接触并了解过120多个农民工,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发现农民工问题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中国的农民工有2.63亿,外出务工人员有1.69亿,他们带的子女和家属有1277万,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去年的提案是让农民工更多地融入城市,后来我发现这其中存在着一个症结:如果在文化上不能真正融入,那么也就不能完全地融入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国家对公共文化的建设投入力度是非常大的,这些年国家投入了700多亿,建了600多万个农村书屋,每一个乡镇都有文化站,但是国家花这么多钱、投入这么大,农民工却享受不到,因为他们外出打工。同样的,城市部分的文化投入,他们又没有资格去享受和参与。这样一来,城市和农村所提供的公共文化部分,农民工都无法得到,所以他们就逐渐成为边缘人。更可怕的是新生代,80后、90后农民工,他们多半从留守儿童成长起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比较高,对自己职业认同要求比较高,对城市的认同超过农村,但对城市而言,他们又是一群“他者”,是一群陌生人、边缘人。同样的,对于家乡而言,他们依然是陌生人和边缘人,遭遇双重的文化尴尬。
这个群体非常大,占全部农民工的60%以上。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如果我们漠视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的文化日益孤岛化、沙漠化、边缘化,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我接触过的农民工,他们所谓的文化生活就是睡觉、聊天,还有一部分是打牌,好多农民工一二十年没有看过电影。我采访过一个新生代农民工,他说自己四年内看过两场电影,还有一个收入比较高的农民工,同样的也是四年内只看过两场电影。此外,四成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一本书,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的生活真的是沙漠化的。
颜力鸥:那您有没有去了解他们不去看电影、不去看书、不愿加大文化消费投入背后的原因呢?
何香久:之所以不去看电影是因为城市的电影票太贵。看电影不可能一个人,通常是带着好几个工友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下来,半个月的工资砸进去了。我采访的农民工中有的人住在桥洞底下,而桥洞旁边就是一家地下旅馆。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一天挣100多块钱,拿出45块钱的住宿,35块钱的吃饭,80块钱就没了,还不能生病,不能买生活用品,所以他们宁愿住桥洞,省下住宿的45块钱来。
国新办发布过一组数字,现在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2060元。当然我所了解的农民工的工资很多都高于这个数字,有的甚至达到五六千元。但即便是这样,他们用于文化消费的钱最多不超过2%。为什么他们的收入跟城市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文化投入却不肯增加呢?我就这个问题问过农民工朋友,在他们眼里,城里人的钱跟农村人的钱是不一样的。城市人有房子住、贫困有社保,病了有医保,农民工却什么都没有。因而两者之间对钱的投放和使用有着很大的不同。城市人有社会保障,因而他们愿意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文化消费,但农民工就不愿意也不敢这么做。农民工能接受的多是免费和最低档的文化消费。我曾经问采访的农民工有没有书,其中一个说有,接着给我拿出一本书,没有封面封底,就只有中间的薄薄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本书,还是他的工友三年前送他的。因为平时没有别的消遣,他把那本书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故事情节几乎可以倒背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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