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邓小平责任田”

　　表率邓小平的责任田

　　1942年春天，太行山和华北各地，发生了赤地千里的旱灾，到1943年，灾害越来越严重，后来还发生了蝗灾，太行山区许多村庄颗粒无收，需救济的灾民约有150万至160多万人，而平汉线及以东敌占区的灾民每日不断涌来，有的灾民成批的饿死，电影《一九四二》真实展现当时悲惨的情景。

　　这时，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获取很多的战略物资，推行“以战养战”战略，企图把中国变成太平洋战场的“后方基地”，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则连续进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扫荡中采取“三光政策”，以彻底毁灭根据地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邓小平、刘伯承身先士卒，带领129师司令部的人员和家属，在赤岸村外的山坡或河滩上开荒种地，辟为“责任田”。邓小平让后勤部的同志从外地引种西红柿，亲自动手栽种，剪枝打杈，试种成功后再帮助村里的群众种出“洋柿子”。

　　129师生产部长张克威，是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农业专家，在邓小平支持下，他引种、推广美国金皇后玉米良种，在太行山区取得空前的大面积丰收。张克威主持培育169号小麦良种，推广种植后，比当地小麦增产1-2成。张克威还通过国际友人购买几头荷兰奶牛，专人饲养，挤奶，除供给部队休养员食用外，还能分给当地缺奶水的婴儿食用。

　　美国一架援助中国抗战的军用飞机在根据地内失事，五六名机组人员跳伞后被当地群众救起，师政治部按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安排饮食。这些美国兵在远离大城市的太行山村庄吃到牛奶、面包和西式菜点，感到非常惊奇。1943年10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返回延安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在总部生产会议之后，邓小平便和张际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刘锡五(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李大章(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等带头执行前总机关规定的任务，到左权县云头底村开垦“责任田”，聘请了当地有经验的老农民担任技术指导，他们担粪、平地和下种，到10月底就完成了秋耕任务。

　　由于八路军前方总部和129师制定了明确的生产和分配政策，邓小平等首长身体力行，1943年的生产成绩，仅太行军区的农业、商业产值(不包括副业)已达到了1500万元以上，比1942年提高六倍。其他日用品不但可以自给，还可外销。

　　大生产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但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提高，部队生活得到改善，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到1944年底，大行军区部队个人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000多名，储蓄总额达到160余万元。储蓄5000元以上的有4人，共3万余元。储蓄在1000元以上的有247名。

　　1944年11月21日，太行军区和大行区联合召开了“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邓小平到会讲话，并给军队和地方的劳动英雄们发了奖，奖品包括奖章、农具、牲畜和奖金等，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女劳动英

　　雄郝二蛮各得了一头牛的奖励

　　盛况空前的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也是一次科技思想迸发的大会。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科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他特别表扬了张克威：“我们边区农林局在张克威同志领导下，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即以改良种子一项来说，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谷子、麦子好种子的传播，预期两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以多打100万斤以上粮食。这种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得力于科学的力量。”

　　邓小平在谈到生产时指出：我们要“更好地组织起来，发展更多的互助社、变工队和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把一切劳动力都组织到生产中来，提高劳动效率。”“再一件是经验与科学的结合。”

　　收获二八、三七分成

　　1942年春，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发出训令，要求全师所属部队除助民春耕外，自身也要完成如下指标：旅以上每人每年生产100元，团以下60元。当时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1.5元-5元的津贴费，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0.12元。按当时的物价，1.5元只够买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元，不够买擦枪油和灯油之用。

　　邓小平和蔡树藩、黄镇发布在1943新年开始之际，以训令的形式，提出129师1943年生产计划的基本方向，“是以农业为主，大力提倡农业生产，要订出生产的标准和具体完成的措施以及生产节约的奖惩办法。”

　　1943年7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邓小平的文章《太行山的经济建设》，提出：“发展生产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是生产的重心。”“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邓小平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度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并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制度的建议。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在大行山区经济极为困难，部队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1.5元的情况下，二三百元的奖金，可谓是重奖。邓小平指导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制订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也就是著名的“滕杨方案”，规定凡个人从事生产劳动所得，个人得两成，交公八成，生产越多所得越多。在业余时间生产所得，个人留七成，交公三成。

　　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责任田，也执行这个规定，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表率。

　　太行军区根据邓小平报告的精神，提出了每人开荒种地二亩的任务。在劳动力的组织上，把勤的和懒的分别编组：成绩最好的编为“飞机组”，其次为“汽车组”等，成绩好的就升组，反之则降组，那些生产积极性不高的，被编为“前进组”，以“刺激”他们上进。此外，还制定了“变工办法”和“分段包工制”的生产制度。

　　在邓小平领导下，晋冀鲁豫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成为当时华北敌后经济实力最强的根据地。

　　浇灌第一座红色水电站

　　1942年初春，太行各地面临旱灾的威胁，春天播不上种，秋天便收成无望，涉县赤岸村一带群众的日常生活饮水也成了难题，当地群众反映可从王堡村开渠引水，边区政府水利局经过勘测，认为可行。

　　邓小平和刘伯承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渠引水的方案。随后，邓小平又协同边区政府，亲自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施工方案，紧缩其它开支，帮助贷款16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山修渠。

　　为解决技术问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林县请来30多个石匠帮助修渠，还派人从敌占区买来一台测量仪器，抽调政治部的两名同志专门负责搞测量。

　　施工中，邓小平和刘伯承还亲自到工地同民工一起担石头，垒石堰，经常亲临现场指挥，解决各方面难题。

　　当时修建的有两条渠，一条是漳南渠，首起下温村，尾至茨村，途经8个村庄，据当时测量计算，渠长27公里，可浇地5800亩，主要解决附近村庄农业用水，开展生产自救。该渠于1942年2月14日正式动工，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于1944年4月建成通水。

　　一条是电站渠，即利用赤岸村原有的河滩浇地渠，引清漳河水利用自然落差，经扩宽整修后，用白灰、料石浆砌建成，渠首位于赤岸村上600米处，渠道总长约2000米。

　　据当时参加电站建设的赤岸村张天为、张清义等回忆，当年参加修建电站群众主要来自赤岸及附近的会里、沿头、王堡等村，电站渠宽约2米，共建厂房三间，住宿三间，厂房总长8.4米，宽4.6米，高3米，装机容量为10千瓦，引水流量为0.5立方米/秒，水轮机用一个直径2.6米、轮宽0.5米的立式大木轮代替，用水流冲击木轮后，经过大轴用皮带带动发电机发电。

　　赤岸水电站建成后，主要供129师司令部、侦查连、黄海部党校等机关照明及通讯，据赤岸村的老人回忆：水电站建设前，机关发报完全靠人工摇转辘轳，带动发报机发报，发电很不稳定，赤岸水电站的建成，保证了129师司令部的正常工作。

　　据《涉县电力志》记载，此后边区政府又陆续修建了涉县索堡村西水电站(1942)，装机容量10千瓦，主供冀南银行总行、税务局、工商管理总局等机关用电；涉县索堡村南水电站(1943)，装机容量10千瓦，主供129师后勤部、边区交通局等机关用电；涉县西达水电站(1944)，装机3台总容量28千瓦，主供边区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和军工处工厂用电；涉县茅岭底水电站(1945)，装机容量为10千瓦，主要供冀南银行造纸厂用电。

　　赤岸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红色水电站，她的规模在今天看来也许微不足道，甚至这段历史早已淹没于茫茫尘海，鲜为人知，但她在中国抗战史上，在中国水电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它浇灌了“邓小平责任田”，点亮了129师司令部的明灯，为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坚持敌后游击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电源保障。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中提出：邓小平在太行山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非常重要。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许多思想来自太行经验，文章中举例说：“八十年代改革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责任制和党政分开都起源于太行山。”

关键词：抗战,邓小平,责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