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3月3日下午，在今年第一场“部长通道”，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三点半放学”问题表示，各地应因地制宜“各走各路”，目前已有25个省制定了符合各省实际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要通过立法等形式加强治理“野蛮生长”的课后补习班乱象。陈宝生部长说：“我相信经过不懈努力，这一问题可以得以解决。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对年轻父母来说，这是党和人民给他们的大红包，这个红包将更加厚实。”
“三点半难题”由来已久。据报道，小学生下午三点半放学的规定，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0年6月4日，当时的国家教委发布《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学生每日学习时间(包括自习)，小学不超过6小时，中学不超过8小时，大学不超过10小时。于是，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逐渐成为不可逾越的政策红线。
然而，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孩子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产生冲突。不是孩子没人接，就是即便接回去也不知怎么安排剩余时间。很多家庭要么老人接，要么孩子放学后直接被校外培训班接走。原本旨在“减负”的政策措施，兜兜转转，因为家长接送不便而产生了“学校减了负、家长增了负、孩子没减负”的溢出效应。正如诗人杨万里的诗句所言，“一山放过一山拦”，限制了小学生的在校时间，结果却给家长带来了接送难题。这样的负外部性，显然有悖于政策初衷。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都尝试通过“弹性离校”的办法，破解”三点半“难题。据报道，自2017学年开始，上海市教委就在全市小学逐步试行放学后“快乐30分”活动，供学生自愿参加，一般每周安排四天，每天活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快乐30分”结束后，为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继续提供看护服务，并鼓励适度延长放学后看护服务时间。2017年，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小学“弹性离校”工作指导意见》，试点“弹性离校”，从主城区向城乡所有小学全面铺开实施。
此外，天津、沈阳等城市均开展了“弹性离校”“课后服务”等相关工作。2017年2月，教育部也出台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弹性离校”课后服务合法化，并明确定位：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教育部的指导意见以及各地的实践再一次表明，破解“三点半难题”需综合施治。一方面，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听到民众的呼声，并从政策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确保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引导各地、各学校通过适度提供校内课后服务，来缓解家校之间的时间冲突。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给予学校适当补助，也可以采取向家长适当收费等方式保障三点半课后服务活动经费。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要切实负起监管责任，对各类第三方机构的性质、安全级别以及收费等进行鉴别，并建立起健全的考核机制和追责机制。此外，家长不要一提收费就神经高度紧张，学校也不要一旦允许适度收费就失去约束。当下的问题在于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而并非将这段时间搞成有偿教育。
另一方面，在“三点半”之后的活动内容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还要精心谋划，科学合理配置内容。比如像天津市教委要求的，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开展体育、艺术、科学普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严禁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
诚如陈宝生部长所言，既然大家都意识到“三点半难题”亟待破解，相信通过有关各方的积极努力，一定会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忙于工作、奋斗中的年轻父母而言，不是有没有政策红包的问题，而是这个红包会越来越厚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