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对我省而言，把这一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关键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努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主动对接京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人们需要多元化的更高质量的产品、更高品质的服务。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增长实现了量的扩张，那么下一步的着力点必将转化为质的提升，也就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

　　从实际看，我省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能源、原材料、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对充足，但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换中，所需的技术、人才、信息、知识、品牌等高端要素相对缺乏，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瓶颈所在。突破这一瓶颈，不仅要练好内功，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还需借助外在动力，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弥补高端要素短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动能转换提供了重大机遇。

　　其一，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弥补我省在高端要素方面的不足。京津是高端要素聚集区，尤其是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多种类型的高端资源：数量众多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大型企业等总部资源；丰富的人才资源，每百万人口中约有10万是专业技术人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一半以上分布在北京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优质的教育资源，据统计，北京拥有的国家重点院校数量约占全国的1／4；大量的科技成果，北京地区每年取得科技成果1万多项，获国家级奖励成果占全国的30%左右。利用好北京高端资源优势，可以有力地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

　　其二，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改变我省高端高新产业规模小、产业服务能力不足的现状。北京知识型服务业发达，在现代金融服务、研发与技术服务、教育培训、文化传媒、医疗保健等领域有着明显的先发优势，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补齐我省在这些方面的短板。

　　其三，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带动我省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京津是改革创新、对外开放的先行区，特别是北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创新方面探索了许多成熟经验，可为我省改革发展提供借鉴。

　　其四，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提升我省营商环境档次与水平。我省在营商环境特别是公共服务方面与京津存在很大落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带动我省教育、医疗、信息、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提升到更高水平，进而增强对高端要素、高新产业的吸纳与聚集能力。

　　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深度广度拓展

　　精准定位发力，在关键领域突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京津冀三方的功能定位是不同的。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定位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三方要根据各自功能定位来精准发力，共同打造基于区域特质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完善高端载体，聚集高端资源。完善提升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协同发展的平台与载体，是充分利用京津高端要素的主要途径，也是弥补我省高端要素缺口的基础条件。目前完善平台和载体的主要思路是：一是增强高端载体的针对性，根据吸纳的要素特点来提升平台和载体的功能和水平，加快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矛盾与障碍。二是遵循市场规律，利用市场规则来吸引紧缺的高端要素向我省聚集。如按市场价值来吸纳科技成果，按行业规则、市场标准来吸引创新型人才等。三是提高配套能力和服务水平，为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提供有效保障。

　　创新协同模式，实现利益共享。协同发展模式要解决的是如何将多方利益主体有效链接起来，形成协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协同模式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产业协同。目前京津冀正在探索的产业协同模式主要是利益分享，即按照一定比例来分享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的收益，并为未来发展留足资金。未来创新的思路主要是针对协同任务特点、协同内容、协同发展的细化目标构建不同的协同模式，形成协同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提高各方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探索协同发展机制，形成协同发展合力。破解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思路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将各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利益冲突变成协同动力。一是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规划、引导、重大事项决策等职能，推动京津冀三省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要求。二是完善京津冀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沟通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三是强化政策协同。政策协同强调的是三地间政策的协调一致，以减少政策冲突和损耗，保障协同发展任务的推进落实。四是对区域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新投资项目、重大产业转移项目、重大转型升级项目等，实施特定支持政策，引导要素有序流动和产业转移。

　　不断深化认识，提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性

　　突破“行政区经济”束缚，在协同发展中构建京津冀现代化产业体系。由于多种原因，各区域都试图构建完备的产业体系，这是一些地区产业趋同、低水平竞争的重要原因。长此以往极易形成自成体系的思维定势，主要表现是：在三次产业发展上，要构建完善的产业体系；在重点产业发展上，都在培育支持自己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在产业组织上，要构建自成体系的产业链条、产业生态圈、产业技术联盟等；在科技引领支撑上，都在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等等。京津冀是一个相互影响、分工协作的大经济区域，如果还是从自成体系出发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既不利于京津冀区域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本身的高质量发展。所以，京津冀三地要在协同发展大目标下，准确把握本地的定位与目标，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基础上构建形成京津冀现代化产业体系。

　　着眼高质量发展，将产业链每个环节都提升为高附加值的产业。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一些人觉得我省处于制造环节，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长此以往，没有出路。其实，一个区域不会只有劣势而没有优势，关键是面向发展目标如何利用资源，将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势。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中低技术创新也蕴含着巨大潜力。仅就中低技术水平的传统产业而言，通过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品牌塑造，完全能够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完全能够具备国际竞争力。目前，德国的许多产业仍然是制造业甚至是传统制造业，却有着世界一流的产业竞争力，就是不断创新的结果。

　　强化协同观念，在发展中实现共建、共享、共赢。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新格局逐步显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调整，北京“瘦身提质”，“高精尖”经济结构逐步构建；天津“强身聚核”，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河北“健身增效”，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但也要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深度广度拓展，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彻底破除从自己利益出发、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来考虑问题的倾向。对此我们要有正确认识：其一，面对小利益与大利益的冲突，要首先服从整体利益。在目前国际竞争激烈，科技进步特别是互联网发展迅速，产业形态、组织、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的形势下，只有发挥比较优势、密切分工协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适应新形势，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如果光考虑自己小利益而错过了机遇，或者仅关注短期利益而不放眼长远，必将影响京津冀区域的持续健康发展。其二，一些新的协同模式可以使协同各方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实践已经证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积极主动作为，在推进协同发展中加快发展自己。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不仅关系国家区域发展大局，而且直接关系京津冀三地群众福祉。我们要充分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这一重大机遇，切实肩负起历史责任，不等不靠不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与北京、天津共同探索破解协同发展中的深层障碍与问题。牢牢扭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精准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