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石家庄“撞击反射式”改革

　　“撞击反射式”改革：石家庄市于1984年初开始的“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所谓“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就是首先着力搞活企业，以企业改革中提出的各种要求去“撞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发力发展需要的环节和方面，促使行政管理机关按照搞活企业的要求，自觉进行改革，这些部门的改革“反射”到企业后，使企业的活力相应增强，必须又会提出新的要求，再促使有关部门做进一步改革。这种“撞击—反射—再撞击—再反射”，循环往复，把城市经济不断推向前进。

　　石家庄市纺织工业公司企业经营承包大会(资料片)

　　《河北日报》关于全省各地学习推广石家庄“撞击反射式”改革的报道。

　　在“撞击反射式”改革推动下，石家庄涌现出一批闻名全国的企业家。图为马胜利(右二)同技术人员一起检验产品质量(资料片)。

上世纪80年代的石家庄，一个“包”字被大胆地从农村引入城市，后来被总结为“撞击反射式”城市改革模式。石家庄这个被誉为改革“自学成才”的城市，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相映生辉，成为“南深北石”中的一极。

　　近日，记者寻访了当年“撞击反射式”改革决策者之一的原石家庄市市长、80岁的王葆华老人。在老人的讲述中，那个激情洋溢的年代像一幅卷轴，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

　　改革前夜

　　1983年，石家庄。这一年，农村已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势喜人。而在城市改革方面，石家庄仍未打开局面。

　　这一年，王葆华55岁，职务是省政府秘书长。“5月份的一天，领导突然找到我，通知我第二天到石家庄市报到，调任石家庄市市长。”王葆华回忆说。事实上，这是一副重担。农村改革有阻力，城市改革阻力更大。

　　尽管时隔多年，王葆华对当时的情况和数据仍然记忆犹新：“那时石家庄经济发展缓慢，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多点，全市财政收入不到5亿元。全市财政支出‘包干基数’仅7600万元，就是这些钱，还得省着花。作为市长，市里总预备费只有280万元。”

　　上任后，王葆华到西里村光明实业公司考察，得知村里存款竟有300万元，“比我这个市长‘阔’”，王葆华这样说。

　　那时，不但政府在改革方面一筹莫展，许多企业更是“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社会上商品匮乏，物资供应紧张，许多商品凭票供应。城市改革举步不前。

　　当时大家都认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希望，但又不知该怎样改。1982年以前，一些企业模仿农村搞过各种形式的承包，但上级不让搞，只好半途而废。不仅挫伤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又使干部增加了疑虑。因此，人们期望上级拿出改革方案。

　　城市改革从哪里入手，必须要找到突破口。当时这是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面前的首要问题。

　　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那时，社会上关于城市改革的主张和思路很多。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部分学者主张，改革先从小企业入手，放权让利；南方一批学者则主张事先设计周密的改革方案，再行推进；当时被称为“铁市长”的西安市长张铁民主张由市长承包。

　　石家庄也在讨论这件事情。王葆华那时的想法是，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必照搬别人的做法。”至于市长承包城市的设想，那和改革宗旨相悖——改革就是要“简政放权”，可当市长的却做起总经理来了，那还不“事无巨细”都要管啊！至于学者的“先从小企业着手”的做法，也不可取。小企业改革成功与否影响和意义都不大，小企业的经验无法向大企业推广。

　　当时，国家在深圳搞了特区，选了一些沿海城市作为改革试点，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国家政策是实行“利改税”、“简政放权”。市委、市政府多次组团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珠海、常州、沙市、成都等地考察；同时，认真调查研究总结1982年以前市里的改革经验。这时一个现象让人眼前一亮：有18个小企业，仍在坚持搞承包，成效明显。“这说明在农村适用的承包，如果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进行改革，使之符合城市的情况，也会取得和农村一样的效果。”王葆华说。

　　企业改革思路有了，市委、市政府再次开会研究，经过激烈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从企业承包入手，引“包”字进城。在承包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就用改革的方法解决什么问题。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各地争相学习的“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市里还专门成立“体改办”来推动企业承包，由一名副市长兼任体改办主任。

　　“撞击反射”名扬神州

　　“改革政策出台后，推行不是很顺利。有的企业就和市里讲条件。比如，要完成递增利润指标，所需原材料在哪儿？提高产量工人需增加，劳动指标在哪儿？产量提高，产品销售市场在哪儿？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不少企业要求市里增加劳动指标，增加原材料等等。企业承包推进艰难。”王葆华说。

　　戏剧化的是：一个名叫马胜利，后来被称为“马承包”的人出现了。

　　1984年，市一轻局向石家庄造纸厂下达了17万元的利润指标，但造纸厂连年亏损，市财政还需补贴3万元，最后经过谈判，将指标敲定为13万元。这时，马胜利写了一张“向领导表决心”的“小字报”，贴在了厂门口，承诺将17万“翻过来”，年底前实现利润70万元，承包三年，每年利润翻番。

　　王葆华回忆说：“马胜利行不行呢？一轻局、体改办领导下厂调查，连夜向市领导汇报，大家谨慎地研究。我认为应该支持一下。因为当时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确实需要有一个助推点。我分析说经济风险由政府承担，政治后果由市委、市政府负。”慎重起见，市里研究了三条措施：首先，马胜利必须有承包方案，要组织专家答辩评审；其次，马胜利必须有自己的班子，集体承包；第三，承包方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通过。

　　后来，在石家庄造纸厂承包大会上，王葆华讲了一句震动全市的话：全市职工都可自荐承包企业。原来企业领导不积极参加承包自动免职！全市的改革气氛一下子活了，拖拉机厂、长征胶鞋厂、棉纺企业等都开始承包，厂领导积极拿承包方案，工人的热情也很高。“许多工人挥舞着手臂在承包大会上高喊‘大锅饭养懒汉，承包了使劲干’”，这些画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王葆华的脑海里。

　　“市里搞这种‘自荐组阁承包’的方式，实质上就是竞争上岗。这在企业中引进了竞争意识。”王葆华说。

　　“撞击反射”逐渐发挥作用。继马胜利因承包一举成名被称为“马承包”后，石家庄市又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各有特色的改革企业家：“张联合”张兴让、“夏服务”夏继勋、“许引进”许期颐。张兴让带领市第一塑料厂与省内外6家乡镇企业结成经济联合体，实现了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夏继勋任党委书记的市服装鞋帽工业公司，由一家介于局与企业之间半行政、半企业性质的公司，转轨变型为服务性公司。原来靠吃下属公司的管理费，转轨后实现盈利；许期颐为把第一经编厂搞活，先后从联邦德国引进九台设备，产品质量和效益很快提升。

　　1985年1月，国家体改委在石家庄市召开北方七省、市、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会上，石家庄介绍了“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的经验，受到与会者好评。3月，石家庄经验在全省推广。

　　1985年10月，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贾然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石家庄的“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文章说，“撞击反射”综合改革“第一是层层下放权力，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第二是发展横向联合，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一步搞活企业创造条件；第三是运用经济杠杆，把搞活企业同国家的计划管理结合起来。”

　　1985年,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中，“王葆华”曾7次被提到。时隔不久，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来石考察。“他是带着问题来的，最后是带着满意回京的。”王葆华说。

　　企业发展的黄金年代

　　从1984年到1986年，在“撞击反射”热遍全国的同时，石家庄又摸索出一条物资体制改革的成功之路，在全国引发强烈震动。1987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有条件的地方，推广石家庄市的“同一销价差价返还”的物资体制改革经验。

　　王葆华到石家庄之前，曾在河北省清仓办工作过，所以深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供应弊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和主要商品由国家统一分配。多年实践证明：众多繁杂的物品，舍弃市场调节功能，人为地由上而下分配，势必造成供产销脱节，积压浪费。

　　王葆华以钢材为例谈起物资供应的弊端：“钢材的品种规格有几千种，国家计划只按管、板、圆、线和大中小型管理分配。虽然年年搞骡马式的订货会进行产需衔接，而钢厂却往往选择易生产、盈利高的品种生产。用料企业有了指标，却订不到适用的，怕丢指标，差不多的就要，结果‘货到地头死’。全国各地物资挤压严重。”

　　当时，国家推出两大举措：一，大搞清仓利库；二，实行计划和市场“双轨制”。结果是，越搞“清仓利库”积压反而越严重。

　　市里根据物资运行情况和多年经验分析认为：企业离不开分配物资，实际上是个差价问题。可不可以改给企业价格补偿，不再分配物资，企业需要材料到市场去自行采购。物资部门不管计划内外一律以市场价出售。这样就在国家分配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在市里创造了市场调节的小环境。既可解决品种不对路问题，也可防止利用差价倒买倒卖，又提前把物资部门和企业推向市场，有利于逐步转轨。国家体改委认为石家庄的这种设想很有创意。在国家体改委和物资部的帮助下，石家庄大力推行了这一改革，效果非常显著。

　　这种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生产资料单一计划供应体制。此后，人才(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相继建立。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青年街市场、广安街市场等十几个街道市场陆续建立，为新华集贸市场、南三条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跻身全国十大集贸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这种物资体制改革，商业部门推行得很好。粮贴、房贴相继出现，在由计划向市场转变方面，石家庄趟出了一条路子。当时到物资局参观学习的人像赶集一样，每天市招待处车水马龙。”王葆华说。

　　上世纪80年代成为企业发展的黄金年代。

　　1996年，经过十数年改革，石家庄被列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石家庄以一种新的姿势站到了另一个历史起点上。

　　
事件档案：

　　撞击反射式改革

　　从1984年开始，石家庄市国有企业开始引“包”字进城，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创造了“撞击反射式改革”综合改革经验，即坚持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以搞活企业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改革要求，去撞击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促使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及时制定改革措施，反射到企业和有关部门，付诸实施，增强企业活力。如此“撞击——反射”“再撞击——再反射”，除弊创新，循环往复，不断提高，将改革一步步引向深入。

　　1985年1月，国家体改委在石家庄召开北方七省、市、自治区城市改革座谈会，东道主石家庄介绍了城市经济改革方面“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经验。(本报记者刘毅柴卫华)

　　那些历史长河中的珍珠

　　　——王葆华谈鲜为人知的改革细节

　　记者：改革前的企业具体是怎样的情况？能举个例子吗？

　　王葆华：1983年国庆节，我到石家庄二药调研，我带着秘书和体改委主任直接去了车间，竟然发现车间鸦雀无声，怎么回事？电话通知厂领导后，一名厂领导说“停工是因为机器检修”。后来厂长坦陈“工人们去北京和青岛旅游了”。我们之间有段有意思的对话，很能说明当时企业的状态。

　　我说：“为什么去旅游？”厂长说：“国家今年分配给我们的利润指标是150万元，我们已经达到了180万元。”

　　“完成280万元不是更好吗？”

　　“有用吗？”

　　“当然有用。你们可以留一部分。”

　　“那行吗？”

　　记者：“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开始后，石家庄出现了一批改革企业家：“马承包”、“张联合”、“夏服务”、“许引进”，他们并称石家庄经济改革“四大名旦”。尤其是马胜利、张兴让，成为闻名全国的企业家。在改革前，有无十足的信心？有无预料到后来的成果？

　　王葆华：那时，谁对改革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谁对未来都不能预料。在石家庄，一个改革方案出台，肯定会遇到许多问题，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期间，既有领导的智慧，也有职工群众的创新创造。我们成功的关键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比如“马承包”，我们抓住了，这样，改革的信心和胆量就逐步积累起来了。当初，石家庄造纸厂要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最终表决马胜利的承包方案。就在召开大会的前天，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胡耀邦同志到南方视察，返回时路过石家庄，在火车站接见了省市领导干部。他询问城市改革情况，我说：“我们的建筑企业正在学习邯二经验(邯郸二建)，工业企业正在搞承包”。胡耀邦说，要注意总结经验。说完走上火车，又折回来对我说，你们一定要坚持，要顶住。听了他的话，我们改革的信心和底气就更足了。

　　记者：“撞击反射”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王葆华：在市委讨论以企业承包为突破口，在层层承包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用改革方法解决问题，逐步深化改革的思路时，市委书记贾然在最后总结时说：“承包就像是一块石头，我们把石头砸到水面上去，就会有波纹，波及到哪里，我们就改到哪里。”后来，新华社记者王文杰跟踪调查，写了篇内参《石家庄市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新路子》，他根据贾然同志的话提炼出了“撞击反射”这个词儿。

　　记者：“撞击反射式”改革的成功给石家庄这座城市本身和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直接影响？

　　王葆华：当时，在“撞击反射式”改革的影响下，石家庄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城市，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城市。有人称石家庄为“自学成才的不是改革试点城市的试点城市”。在这个有些拗口的称谓背后，可以看出石家庄当时的知名度。那时，国家召开试点城市研讨会议，都让石家庄参加，并多次介绍改革经验。

　　从1984年到1987年是推行“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的四年。1987年，全市社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比1983年翻了一番，4年累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308亿元，相当于1983年前7年的产值总和。四年中，新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国际大厦、科技大厦和电子产品展销中心等一大批高大建筑相继拔地而起。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1987年，职工年平均工资1413元，增长70.9%。居民家庭拥有的收录机、彩电、冰箱、照相机、洗衣机和电风扇等家用电器和高档耐用消费品成倍增长。(来源：石家庄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