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英雄
在中国共产党隐蔽斗争的浩瀚长河中，还有一些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们的事迹却广为传颂。
李强、刘鼎、陈养山、董健吾、杨度……这些隐蔽战线上的核心骨干，无论是置身于环境恶劣的白区，还是在隐蔽斗争的特殊岗位，他们都能始终牢记宗旨，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一项项重要的特殊任务。
他们有的白手起家，成功研制出了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大大提高了情报传递的效率；有的临时受命，深入敌营开展统战情报工作，在历史上留下印迹；有的机智沉着，成功建立我党隐蔽战线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有的处险不惊，利用各种特殊身份作掩护，从事着光荣而神秘的工作。他们赤子丹心，把毕生交给了党的情报保卫事业。
他们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传奇。
李强：隐蔽战线走出的中科院院士
李强(1905.9—1996.9)，原名曾培洪，江苏常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股股长，后任中央特科四科科长。1931年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研究院工作，著名无线电专家。抗战爆发后回国任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军委第三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和电信总局局长、外贸部副部长、部长。
在中央特科时期的隐蔽战线上，有着这样一位可以称得上是奇人、奇才的人物，他不仅身手矫健，枪法神准，而且多才多艺，在不同领域又建树良多。他曾经试制出我党第一批军火，研制出我党第一部电台，培训了第一代报务员，在延安当过军工局长和自然科学院院长，建国后又成为我国外经贸战线的卓越领导。更让人称奇的是，他又是我国第一批中科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他就是中央特科四科(交通、通讯)科长李强。
受命研制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
1927年11月，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建立。特科下设四个科，分别负责总务、情报、保卫、交通通讯工作。中央特科第四科先为交通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后改为通讯科，李强担任这个科的科长。由于斗争环境极其复杂、恶劣，共产党中央机关虽然在上海滩这样的十里洋场，但仍像是被困于孤岛，与外界及各根据地联系极为困难。一个消息或情报的传递，往往需要一两个月，效率很低，且一个环节或人员出了问题，信息即告中断，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海党中央迫切需要冲破国民党封锁，加强对各苏区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联系。为
此，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无线电台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以加强中央对各地党委的领导和联系。同年秋，电台开始筹建。筹建电台原本不是特科的工作职能，但当一件特殊任务其他部门无力进行时，中央往往会交给特科办理，所以中央特科承担了这项非常重要而又难度极大的任务。周恩来知人善任，“六大”一作出建立秘密电台的决定，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1905年生于江苏常熟一个书香门第，富足人家。少年时刻苦攻读，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杭州宗文中学读书时，因受“五四”运动及新思潮的影响，反对封建礼教而被开除。后来凭着自己中学时数、理、化的优异成绩，到上海南洋路矿学堂(后改名东华大学)中学部就读，并在此打下坚实的英文基础，中学毕业后成为这个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国共合作的大潮中，不少青年学生加入了国民党，192年5月，李强也在其国文老师——国民党中央委员、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叶楚伧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但他很快发现叶楚伧是个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右派，而他自己却坚定地站在左派立场上。后来，国共分裂，叶楚伧登报声明把李强开除出国民党。此时正是“五卅”运动爆发前夕，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像大山一样压在这位青年学子的心头。李强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组织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也正是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李强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5年6月李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共产党员。
“五卅”惨案后，李强担任共青团上海地委候补委员等职，专职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为配合北伐军北上，党中央决定在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李强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武装起义筹备武器弹药。由于炸弹、枪支等很难买到，李强决定自己试制，通过夜以继日的学习、研究、试验，终于配制出了黄色炸药，研制成了手榴弹。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自制军火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1927年3月，周恩来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李强在起义前所试制的炸药、手榴弹，全都派上了用场。武装起义前，李强奉罗亦农命令回常熟发展党的组织，并成立中共常熟特别支部，李强任特别支部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强潜回上海，在血雨腥风中找到中央机关，并随中央机关结束了上海的工作转移到武汉。在武汉，李强参加了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工作，担任特务股股长。“八七”会议后，中央又从武汉迁回上海，李强也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此时的李强已经成家，他的家成为周恩来许多隐蔽据点中的一个，李强也是最常与周恩来直接见面，直接接受任务的几个特科成员之一。
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开完“六大”返回上海，再次住到李强家中。这次他要为李强布置一项全新的工作，周恩来对李强说：“培洪，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苏区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为此中央特科第四科从现在起要专门负责建电台的工作。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李强兴奋起来，他向来对新东西充满兴趣，又特别迷恋自己动手研制。但想想又有些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让我造铁路公路、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我从来没和电讯打过交道，我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呀！”周恩来不以为然，他对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李强研制的黄色炸药和手榴弹记忆犹新，说：“我看你倒是个杂家。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不会的都可以学会!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你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助你的。”李强说：“好，那就干起来再说！”
周恩来继续说：“白色恐怖下研制秘密电台确实不易，国民党政府对无线电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控制得非常严格，市面上没有成品出售，所以才逼着我们自己造。而且，想看书也不易，这方面的中文书籍很难买到。”李强一边为周恩来收拾床铺一边说：“没有中文就买英文书。我明天就去街上转转。”
就这样，从1928年10月到1929年春的近半年时间里，李强在特科除了参与一些营救被捕领导人和惩处叛徒的重大任务外，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研制电台中。
李强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结交了很多无线电行业和商界的朋友，他常常出入亚美无线电公司及大华科学仪器公司，在那里购置无线电器材、工具及制造收发报机的线路图样。经朋友帮助，李强还曾混进亚美无线电公司，若无其事地在车间闲逛，眼睛却盯着工人的操作，技术就这么被他“偷”到了手。在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他找到“内线”借到一台发报机，将零件一个个拆下，然后画出草图。
接着就是制作收发报机，市面上只能买到一般零件，重要部件得到外国人办的洋行订货，在洋行里也买不到的零件如紫铜管绕的线圈，就得自己来做。
在研制过程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当属共产党员蔡叔厚，他曾公费留学日本，为东京工业大学电机专业硕士研究生。蔡叔厚在上海有一家专门制作霓虹灯所用变压器的“绍敦电机公司”，后来成为上海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中央将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工作，绍敦电机公司的骑楼便成了加工制作电台零件的车间。李强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4台机床，和几名同志一起搞起了机械加工，零件制作，有了蔡老板一家的掩护，李强的研制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
在李强接受任务的同时，在上海担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也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学习无线电报务。1928年冬，张沈川化名考入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内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1929年春末，李强研制成功第一台收报机。当年冬天，第一台收发报机研制成功，刚好张沈川学成结业。张沈川用这部电台，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与气象预报开始，逐步证明这部自制无线电台完全合格，可以使用。这样，李强和张沈川，一个研制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成为中共无线电台的创始人，自此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滩，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和通讯技术人员。
1929年初冬，在城西极斯菲尔路福康里9号的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内，我党第一个地下电台建立起来了。虽然当时报务员的技术还不熟练，自制的机器效率也不很高，发射天线装置又受到环境的限制，操作起来往往事倍功半，但总算结束了党内机要交通靠两条腿的时代，是我党通信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
1929年底，李强带着和张沈川共同培养出来的第一个报务员黄尚英，奉命到香港九龙建立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次年1月，沪港两地通报成功，成为中共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到1932年，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苏区，对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党培训第一代报务员
有了电台，我党还需要大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1929年10月起，中央特科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李强和张沈川一个教机务，一个教报务。周恩来指示该培训班由李强负责。
为了防止敌特破坏，学员采取两三人一班、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方式秘密进行。参加收发报业务培训的是中共各地党组织选调的10名年轻人——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蒲秋潮等。教学设备非常简陋：一只电键、一个蜂鸣器、两支铅笔、几个白纸本。但是学员们学习都非常刻苦，不久便学会了操作。
培训工作取得了一些经验，党中央要求再为各根据地培训一批无线电工作人员，拟定名额为20名，实际到了16名。第二期的培训任务交由顾顺章和李强负责，李强与张沈川具体组织实施。
根据以往经验，李强与张沈川建议仍采取分散教学的方式，或开设两个电器商店作掩护来秘密教学。可顾顺章不同意，说是法租界巡捕房有我们自己的眼线，一旦有于我方不利的消息会很快得知，于是决定在法租界租赁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屋，开办无线电集训班，对外装作私营企业，门口挂着“福利电器公司”的招牌。
第二期训练班负责人为顾顺章，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兼管机务，张沈川管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及经费。为防止敌人破坏，根据地下工作的要求，李强和方仲如等战友向学员们进行了严格的保密教育及革命气节教育，并制定了六项措施：一、训练班公开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零件制造厂的名义出现，大家都以学徒相称；二、每人填写一份假履历表，各人都有化名和假的简历；三、训练班内不存放任何党内秘密文件和进步书报刊物；四、学员与外界人员不经组织批准不得发生任何联系；五、训练班采购东西、做饭、打扫都由学员自己完成；六、如果被捕都按假履历交待。
1931年，李强离开中央特科赴苏留学。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顾顺章不考虑李强等分散办班的建议，把那么多人长时间集中起来办训练班，是秘密工作原则所不允许的。第二期训练班开班仅一个月就发生了严重事件：1930年12月17日，正在授课的张沈川和其他在场的师生共20人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李强等人因不在场得以幸免。得到消息，李强马上吩咐大家分头通知其他人员转移，自己则赶赴四马路振华旅馆通知正在等待中央来送钱的吴克坚，后又紧急布置几位同志趁夜将训练班内的电讯设备悄悄运出，又和顾顺章骑摩托将存放于张沈川家中的中央文件取走。善后工作完成后，李强遵照中央决定在上海暂停一切活动。
因李强等人在办班之初对学员就进行了气节教育，被捕的同志们在监狱中表现非常坚强，虽经严刑拷问及各种软化手段，对党的机密没有丝毫泄露，他们用事先编好的说辞欺骗敌人，没有一人暴露身份，直到1937年8月，经周恩来多方营救，除四名同志因敌人百般折磨，在监狱中不幸牺牲外，其余人员获释出狱，重新投入战斗。
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钱壮飞等人及时报警，许多中央领导人幸免于难，但党的组织及事业还是遭到严重损失。李强根据组织安排，参与了中共中央应对顾顺章叛变的紧急应变措施，之后迅速转移。1931年6月，李强在哈尔滨登车前往苏联，到莫斯科后，先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信科学院工作，后又被派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在这里，他将名字改为“李强”，并一直沿用下来。也是在这里，李强潜心深造，刻苦思索，用英文完成了他的专业研究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并凭此成为当时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也为他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奠定了基础。
战斗在党的军工、无线电、外经贸领域
抗战全面爆发后，无线电专家李强再也无心于科学研究，急于回国投身抗日战争，在他的一再请求下经组织批准，李强于1938年初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副局长，1941年升任局长。
军工局创建伊始，一穷二白，除了有着40多名工人的修械所，及建立于红军时代的被服厂、印刷厂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李强一方面做好干部职工的
思想教育工作，一方面带领大家苦干实干，既搞基础建设，又搞调查研究。经过一年的艰苦拼搏，延安的军工企业已初具雏形。从1939年至1943年，李强领导下的军工企业制造武器、修复枪械，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加快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党中央关注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1939-1943年，李强领导的延安军工局所属工厂共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3.8万枚，掷弹筒1500门、弹19.8万发，八二迫击炮弹3.8万发，修枪万支，修炮4门，还为地方民兵制造了地雷上千万枚。1944年5月1日，李强作为延安获得
“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称号的唯一军委局级领导，接过毛主席赠予的手书“坚持到底”题词。在延安期间，李强还曾兼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的院长。
解放战争时期，李强在西柏坡接受了刘少奇、朱德同志的紧急指示：为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一座无线电短波广播发射台。从电台选址到制定天线制作方案，甚至电台播音室用的音频放大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李强都亲力亲为。最终在距西柏坡30多公里的井陉县建成了短波发射台。播音开始了，编辑部设在距此30多公里的西柏坡陈家峪，稿件经廖承志审阅后，由通信员骑马涉水送到播音室广播。在中国政局战局急剧变化的转折点，胜利的捷报就是通过这个新建的战时电台及时播发出去，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也震撼了世界。也是通过这个电台，新华社还播出了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吓退蒋傅敌军的三篇文稿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历史篇章。
1940年代李强(右)在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和政务院广播事业局局长。1952年8月，毛主席亲自点将，李强被任命为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开始了他长达29年的外贸工作，经历了中苏关系的大起大落。他既是苏联援华156个建设项目的见证人和执行者，为大规模引进生产设备和先进技术设备，推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又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技术专家和技术资料之际，与对方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了国家利益，减少了国家损失。
“文革”期间，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外贸工作，并出任国务院援越运输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强力排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干扰，精心谋划，周密实施，保证了国家信誉和援越物资的万无一失。李强与许多国家签订过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使我国外贸事业不断拓展，国际影响日益提升。
中美两国政府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同年7月7日，在外贸部谈判大厅的签字桌前，中国外贸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代表两国政府在《中美贸易关系协定》上签字，为两国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发展，掀开崭新一页。协定于1980年2月1日正式生效。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李强不辞辛劳，运用他的智慧和才干与各界人士商谈，刚柔相济，把握有度，破解难题，使得两国贸易市场不断拓宽，贸易额稳步递增。为了协定的落实，他倾心尽力，尽职尽责。1981年中美贸易额就达到59亿美元，为以后中美贸易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6年9月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科学家和经济专家，是我党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在科研领域、军工生产领域、广播电讯领域和外经贸领域都做了奠基性或开创性工作。”(焦红彦 整理)
本文节选自《忠诚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