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看河北 | 从千年到千年——雄安文脉的梳考与传承

　　雄安新区，位于太行山东麓，京津冀腹地，怀抱着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水乡白洋淀，可谓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所辖的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拥有着丰富且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人文蕴藏。据考古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厚土之下还埋藏着幽燕都邑、两汉遗存、隋唐城址、宋辽古战场……从战国至明清，8座古城遗址错落层叠，贯穿起绵延不绝的历史文脉，形塑了“千年之城”的精神内核。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厚重的历史底蕴、辽远的文化景深也滋养、孕育出璀璨绚烂的“雄安文学”。一代代的作家、诗人、学者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

　　一

　　忆往昔，这里是赓续燕赵文脉的名城古镇。

　　雄安地区自古便是边关要塞、畿辅重地、商贸榷场和人文枢纽。农耕、游牧、渔猎文明在此地交汇互渗，燕赵、齐鲁、戎狄文化在此处碰撞融合。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期，雄安地区多地归古燕国所辖，公元前692年，“燕桓侯徙都临易”（唐·李泰《括地志》卷二），取濒临易水之意；公元前311年，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纳士，在郭隗、乐毅等贤臣良将辅佐下国力日益强盛；战国末年，荆轲离燕入秦，临行前在易水河畔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西汉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匈奴降王徐卢被景帝册封为容城侯；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北伐收复瓦桥关，在此设雄州；宋辽时期，此地为两方对峙最前沿，乃边界互市之榷场；元明清时期，该区域又成为拱卫京师的畿辅之地，县学、书院鳞次栉比，被史书誉为“读书有种，道义有流”的北方儒学重镇……政治博弈、军事冲突、经贸往来、民族融合，以及畿辅文化的辐射与影响，造就了当时雄安地区丰盈多元的文化景观。

　　“一地之文脉传承一地之学术，凝聚一地之人文，养护一地之精神。”（梁松涛、胡连利主编《雄安文脉丛书》）从地理位置上看，雄安处于古燕、赵两国交界地带。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中山国，得安新地，奠定了雄安地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因而，雄安文脉当属燕赵文化之范畴，其所催生的古典文学也自然体现出鲜明的“燕赵风骨”与“北学”风范。《吕氏春秋》有云，此地“歌谣好悲”；《图经》曾载：“燕赵风土多寒士，轻生而尚义，有荆轲之遗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其特征概括为“悲歌慷慨”“任侠尚气”；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开篇即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韦应物有诗赞曰：“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苏轼亦多感慨：“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写下：“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曾国藩于《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写道：“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更是总结道：“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燕赵风骨”经过历代文人、学者的想象、记载与传承，成为雄安文脉重要的思想基因和审美标识。

　　雄县（战国时为燕国易邑，秦置易县，唐改置归义县，后周时设雄州，明洪武时改称雄县）“角峙双雄、带环诸水、近则京师之咽喉，远则东南之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边塞战事、关隘景致、历史人物等成为古代文人创作的主要取材来源。仅以《保定古代文学作品选·诗歌卷》为参考，其中收录有关雄县的风物吟咏诗歌就达数十首，且多为怀古、咏史、思乡之作，基调沉郁顿挫，情感浑厚隽永，意境深邃辽远，充满了历史沧桑之感。例如，北宋文豪欧阳修的《奉使契丹初至雄州》通过对古关、衰柳、寒鸦等苍凉萧瑟景物的描写，来寄托漫漫旅途中生发的无限感慨与怅惘；元代诗人李源道的《燕中怀古》以借古喻今的方式，通过对荆轲、郭隗等燕国名士重臣的缅怀，抒发出“战国山川秋气壮，中原豪杰晓星稀”的忧思与叹息；清朝学者边连宝的4首《雄州怀古》亦是抚今思古的抒情之作，诗歌生动描摹了宋辽古战场遗迹，表达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英雄豪杰的深情礼赞。

　　与“落日萧条蓟城北，黄沙白草任风吹”的雄州边关景象不同，安新一带因拥有绝大部分的白洋淀水域，而呈现出一派“湖光如镜雨如酥，柳色沼沼入大沽”的“水淀风光”。据学者考证，有关白洋淀的记录始见于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魏都赋》，文中所言的“掘鲤之淀，盖节之渊”即是对它的概括。由于安新地区河网密布、水草丰茂、物产充盈，因而古代涉及安新风物的诗作多以湖光山色、花鸟鱼虫为吟咏对象，总体上呈现出格调清新淡雅、笔触柔美温婉、色彩明丽鲜亮的艺术特质。代表性诗句有“十里访湖花隐洲，游人港里戏兰舟”（明·王呙《莲花淀》）、“平土尽浮河面水，寒烟长带陇头沙”（明·杨选《巡视新安题诗》）、“浮萍蘸绿水拖蓝，蟹舍渔庄见两三”（清·蒋熊昌《赵北口即事》）、“汀凫沙鹭散作群，九十九淀同一云”（清·翁方纲《赵北口》）等。这些诗作与“安新八景”（静修书院、台城晚照、妃子妆台、聪寺晓钟、明昌鹅楼、西淀风荷、东堤烟柳、鸭圈印月）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充分反映了文人墨客寄情山水的志趣与雅兴。

　　虽然雄安二字分别取自雄县之“雄”与安新之“安”，但若论历史的长度和文化的厚度，容城可谓无出其右。据考古发现，容城一带存有诸多古代遗址，如著名的上坡遗址、南阳遗址、燕长城遗址、城子遗址、陈杨庄宋代城堡遗址等。古有荆轲大义凛然、慷慨赴难，近有莲池书院春风化雨、教学相长，在悠远深厚的燕赵文化浸润与熏陶下，容城历史上涌现许多仁人志士、名贤大儒。其中，素有“容城三贤”之称的元代学者刘因、明朝谏臣杨继盛、清初大儒孙奇逢最为后世推崇与景仰。刘因天资聪颖、饱读诗书，受家学影响，对孔孟之道情有独钟，少时作“鸿鹄凌云志，燕雀安能知”诗句以明其志，他一生著作颇丰，文学方面有《静修集》传世，收入各体诗词八百余首，冠绝元初诗坛。杨继盛自幼勤奋好学，虽家境贫寒却终不改其志，嘉靖年间以科举入仕途，官至兵部员外郎，其为人疾恶如仇、不畏权贵，因冒死弹劾奸相严嵩而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臣”，且一生坦荡忠愍，正应其所题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之义。孙奇逢生于官宦世家，常“与圣人相期勉”，观其一生，前期以胆识才略著称，晚年以治学立说闻名，处乱世而独善其身，道学问则身体力行，一番苦心孤诣、言传身教，终成开宗立派的儒学大家，后世赞曰：“始于豪杰，终以圣贤。”

　　从易水河畔的慷慨悲歌，到“容城三贤”的经世致用；从宋辽古战场上的鼓角争鸣，到书院内的琅琅诵读声，雄安文脉在古朴、沧桑的燕赵大地上绵延不断、薪火相传，从而造就了雄安古典文艺遒劲苍郁、温柔敦厚、低调雅正的人文底蕴和美学品格。

　　二

　　抬望眼，这里是见证峥嵘岁月的革命老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革命根据地。雄安三县同属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组建的冀中根据地，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冀中根据地处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四面环敌，战事频繁，而雄安一带的冀中军区十分区由于距离日寇重兵把守的北平、天津、保定都很近，因此战斗形势尤为残酷和复杂。然而，面对来犯之敌，雄安军民却表现出异常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精神，他们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游击斗争。

　　抗战期间，在苇壕纵横、湖泊相连的白洋淀上，有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神出鬼没、声东击西，长期与日本侵略者周旋作战。他们乔装打扮，端岗楼，拔据点，除汉奸，伏击伪军过往船只，截断日寇水上运输线，有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我军主力部队解放安新城作出重要贡献。雄县米家务镇是当时冀中十分区司令部所在地。面对敌寇日益残酷的“扫荡”与“清乡”行动，为了在平原游击战中保存有生力量，冀中民众在刘秉彦、旷伏兆等人的领导下，利用地道开展村落战、麻雀战和地雷战。这些新战术的创制与运用，不仅极大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战斗士气，同时也成为我军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

　　雄安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生活，无数先烈英勇无畏的抗战精神，也激发了众多革命作家高涨的创作激情和动力。他们纷纷以雁翎队、地道战等真实战斗为故事背景，以冀中抗战中涌现的英雄形象为人物原型，创作出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新史诗——《白洋淀纪事》《红旗谱》《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新儿女英雄传》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充分彰显出燕赵儿女“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革命现实主义情怀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成为河北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著名作家、“荷花淀”文学流派创始人孙犁可以说是雄安红色文学创作的执牛耳者，他以“大味必淡，大道低回”的美学风格独步文坛。1943年5月，《晋察冀日报》发表其短篇小说《第一个洞》。据学者考证，该小说是目前所知我国第一篇以文学形式表现抗战时期地道战的作品（段华《孙犁年谱》）；1945年5月，其代表作《荷花淀》刊载于《解放日报》，小说一经发表便在延安文艺界产生轰动效应。孙犁晚年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一文中回忆道：“从冀中平原来的同志，曾向我讲了两个战斗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前者，我写成了一篇《第一个洞》，后者就是《荷花淀》。”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曾回忆，当时大家都把孙犁的小说“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以此为标志，孙犁随即迎来了早期创作的一个“井喷期”，《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村落战》《麦收》《芦花荡》等一系列以白洋淀一带人、事、景、物为原型或背景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生动展现了冀中人民质朴坚忍的优良品格和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而颇具辨识度和感染力的创作风格也一举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新锐作家们，自觉秉承根据地与解放区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域走在全国文坛前列。徐光耀无疑是这批红色革命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出生于雄县段岗村，13岁便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长期跟随部队生活、战斗在冀中大地上。这一地域背景和成长经历，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徐光耀的成名作《平原烈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的第一部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该作品以1942年日寇在华北发动“五一大扫荡”为背景，生动描写了冀中平原上一支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在另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小兵张嘎》中，他因成功塑造了一位顽皮可爱、侠义智慧的白洋淀小英雄形象，而被文坛亲切地称作“嘎子之父”。这两部作品也被誉为雄安当代文学的“双子星座”。

　　梁斌的《红旗谱》是以白洋淀为主要地理背景，讲述冀中平原上农民斗争生活的史诗性作品。小说中提到的一些地名虽为虚构，但其原型和灵感却来源于白洋淀及其周边的乡村。在创作《红旗谱》时，梁斌曾多次深入白洋淀地区，广泛搜集创作素材。他拜访了参加高蠡暴动、二师学潮的老同志，了解到当地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小说中的朱老忠、严志和等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与地主冯兰池的斗争故事，都与梁斌在白洋淀地区的所见所闻密不可分。此外，《红旗谱》还彰显出浓郁的白洋淀地域色彩。小说中写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俗言俚语等都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当地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由衷热爱。这些民间元素的巧妙融入也使得小说在叙事语言上更加生动、鲜活，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更好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

　　而在农村生活题材创作方面，由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人组成的“荷花淀派”成果最为丰硕。他们有意识地学习和借鉴孙犁先生朴素、明丽、清新、柔美的艺术风格，着力表现白洋淀地区的人事风物，以饱满的创作热情拥抱新生活，歌颂新风尚，张扬人情美、人性美，生动再现了雄安一带乡村生活的巨大变革和农民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青枝绿叶》《大青骡子》《七月雨》《水乡散记》《作画》《瓜园》等作品中均呈现出灵动、温润的“诗情画意之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芒克、根子、多多、方含、林莽等一批来自北京的知青被分配到白洋淀地区插队下乡。他们自发地组织诗社，开展民间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和影响的“白洋淀诗群”。在创作上，这些青年诗人以淀边风物为意象，融合现代诗学理念，为新时期美学原则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而言，与雄安相关的现当代文学创作，肇始于忧患、生长于战乱、臻熟于十七年时期，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步完成了审美范式的现代化过渡与转型。不同时期的作家群体，以充满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创作实践，持续开掘着雄安文脉的精神内涵，使得古朴、绵长的燕赵文化获得全新的演绎。

　　三

　　看今朝，这里是肩负时代使命的“未来之城”。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同时也是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第7个年头。自2017年4月雄安新区设立以来，从“一张白纸”到“塔吊林立”，从“规划先行”到“雏形初显”，从“规划建设阶段”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开发建设同步推进阶段”，雄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未来新城，正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拔节生长。

　　正所谓，无文化传承，则无雄安未来。《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特别强调，新区建设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因此，进一步加强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就显得尤为关键和紧迫。近年来，河北乃至全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整理文献资料、实地探访调查、记录濒危工艺、出版相关方志、推进考古发现、强化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

　　2018年10月，王强、熊烨、梁松涛主编的《雄安历代著作集成》（全147册）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搜集了雄安新区三县及其周边区域历代文人学者的著作版本，不仅广涉经、史、子、集四部，还包括近现代学术专著、日记行记、普及读物、戏剧图谱等，充分彰显出雄安的历史底蕴，深入挖掘了雄安的文化遗产。2020年1月，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梁松涛、胡连利主编的《雄安文脉丛书》（全240册）。该书囊括了雄安新区自汉代至清初40余位学人的130余种著述，全面展现了雄安文脉的历史风貌。

　　“文化积淀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文艺创作。”诚如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郑恩兵所言，雄安地区历史深厚、文脉悠长，而“未来之城”的规划建设，又势必成为孕育时代新人与时代新史诗的一方沃土。伴随着雄安新区逐步由蓝图变为现实，一幅幅以历史文化传承、建设现场追踪、未来发展憧憬为表现对象的新时代雄安文艺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新区设立以来，雄安三县的广大基层创作者与文艺爱好者主动投身新区主题创作。他们中，既有野桥中学的教师，也有安国二中的学生；既有东海钢铁集团的技工，也有刘李庄村卫生所的医生；既有容城县文明办的公务员，也有雄安新区的建设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笔墨、朴实的文字，创作出一大批反映雄安新区历史人文和民俗风貌的优秀作品。据统计，7年间雄安基层作者创作完成的各类文艺作品已经数以万计。

　　在雄安新区的火热建设中，关仁山、李春雷等河北作家主动请缨，深入生产生活一线，收集材料、展开创作。经过多年精心打磨，关仁山的三卷本百万余言的《白洋淀上》作为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首部文学作品推出。小说以2017年至2022年白洋淀新区成立和乡村振兴为背景，全景式描绘了新时代雄安人民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李春雷赴容城县北河照村长期驻点，投身雄安新区生活与建设现场，聆听百姓心声。他与黄军峰、张梅英、史克己合著的《魅力雄安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多维度、立体化介绍了新区的历史地理和文脉渊源。

　　作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建设工程，雄安新区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知名作家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拿起手中之笔，投身雄安书写。徐剑的《去雄安吧，那块土地属于年轻人》、张子影的《另一种战场》、纪红建的《平凡与奇迹》、李玉梅的《春染千年秀林》、徐锦庚的《拔节生长的雄安》、陈启文的《白洋淀的春天》、霍俊明的《雄安记》、王久辛的《巨荷上的白洋淀》、沈俊峰的《雄安春早》、张映勤的《白洋淀，青苇绿水哺雄安》等，皆是这方面的上乘之作。

　　文脉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举凡知名的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人文底蕴和精神气质。例如，我们提到巴黎，会想到浪漫；提到罗马，会想到古典；提到北京，会想到庄严；提到上海，会想到开放……那么，对雄安新区而言，它的文化关键词是什么？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当前文坛和学界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挖掘和建构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核，作家、学者需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城市”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城市作为文化孕育的空间场域，其本身就是文艺创作和美学实践的灵感来源；另一方面，文化作为城市的重要载体，又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展示并塑造着城市的形象。

　　现如今，雄安新区正处于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厚重的人文积淀，也孕育着未来城市文化的新气质、新内涵、新风尚。作家、学者只有将历史和文化要素有机融入现代城市的想象与建构，并通过“城中之人”去挖掘“城市之心”，才能更加立体、生动、准确地捕捉到这座“未来之城”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品格。

　　千年大计重于千钧，赓续文脉夯基固本。从千年到千年，雄安承载着燕赵大地上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浴血奋战中淬炼的红色革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目前，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有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正在挥洒汗水，每天都有道路在铺设延伸，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一座充满生机的现代之城正在加速奔向未来。承前启后，守正创新。历史托起雄安，雄安将新的历史写入未来。（作者：赵振杰，系河北文学馆馆藏研究员、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