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梁小辉，和艾滋病犯打交道这十年

　

　长城新媒体 记者 蔡洪坡 周亚彬

　　6月25日，北京，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举行。

      河北省7人荣获“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梁小辉是其中之一。

　　这些年来，梁小辉走进公众视野，受到关注，源于他的特殊身份——艾滋病犯监区监区长。

　　谈艾色变，是很多人对艾滋病的反应。而当艾滋病和犯人叠加在一起，加之，又是一个群体时，令人心生畏惧。而梁小辉却需要整日和艾滋病犯打交道，这是他的工作。

　　艾滋病犯是个特殊群体，对他们的管理改造工作十分重要。

　　当时代做出选择，需要有人为这项工作开疆拓土时，梁小辉被认为是合适人选。

　　没有退缩，扛着职业暴露的风险，梁小辉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将这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全省乃至全国艾滋病犯管理改造工作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如今，梁小辉已经担任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四监狱党委委员、副监狱长，回首来路，依旧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筹建：艾滋病犯监区来了

　　梁小辉和艾滋病犯发生交集要追溯到十年前了。

　　一直以来，艾滋病犯管理是困扰各个监狱的难题，在管理上，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

　　2009年底，河北省筹划对艾滋病犯实施集中管理，在冀东分局第四监狱设立集中关押全省艾滋病男犯的特管监区，改变以往分散收押管理的模式。

　　消息传来，监狱上下骚动，全狱议论纷纷。怎么设置，谁去管理，大家心里七上八下。

　　第四监狱出监大队大队长梁小辉心里也很忐忑，不过，让他稍微镇定点的是，他所在的出监大队负责管理即将刑满出狱的服刑人员，他认为，有那么多监区呢，这事应该不会落到他头上。

　　事情偏偏就这么巧。监狱领导决定将出监大队改为二监区，专门收押艾滋病犯。

　　众所周知，艾滋病一直以来无药可治，染上它，意味着只能等死。而管理病犯，职业暴露风险无疑是巨大的。恐惧盘踞在干警心头。

　　尽管有关方面大力宣传，日常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但是干警心里却无法释怀，一些干警心里犯嘀咕，“宣传归宣传，况且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有干警家属找到监狱，要求调岗。

　　“不管是谁来干，这个活，总要有人来干。既然组织让我来干，就是组织信任我。如果我要是推脱了，那就是逃兵，从内心来讲，那是一种耻辱。”

　　没有推辞，梁小辉应了下来。

　　事情已经落定，就不再想退路了。梁小辉开始和干警准备收押工作。

　　这段时间里，一边请疾控中心人员培训，一边查阅艾滋病防控知识。监狱为了保障干警安全，改造监舍，为干警购买了防护服，做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这一切都为艾滋病犯的到来做准备。

　　2010年5月某天，艾滋病犯从全省各个监狱被陆续送来。

　　尽管前期大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时，大家还是莫名地紧张。在监狱门口等待押送车辆的片刻时间里，恐惧、紧张、忐忑交织。

　　煎熬中，张家口监狱押送车率先来了，六七个艾滋病犯下了车。从病犯下车、取行李，和干警的简单接触中，病犯散漫、蛮横的态度一展无遗，梁小辉感觉到，难啃的硬骨头来了。

　　初识：充满敌意的对抗

　　相较于普通犯人，艾滋病犯情况尤为复杂，无期、死缓等长刑、重刑比例大，并且多数有吸毒史，在他们身上伴有肝炎、肺结核等等传染病，让人不寒而栗。

　　正是如此，病犯们把艾滋病当做自己的防护牌，不服从管教，还常以此来要挟干警，提一些不合理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对干警谩骂、恐吓。

　　“嫌饭给的少了，水不热了，三更半夜大喊大叫，不是喊这里疼，就是哪里疼。总之，就是在故意捣乱。”

　　面对这样一群刺头，干警们非常头疼。

　　然而，当时面临的情形是，干警们谁也不敢走进艾滋病人的监舍，没法和他们正常沟通交流。

　　平日里，干警们都是穿着防护服，隔着玻璃通过电话交流。这样的沟通效果差，并且在病犯们看来，干警武装严实，是从心眼里歧视他们，防备着他们，加重了他们的敌视心态。对抗自然而然形成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从18岁就开始管犯人，梁小辉自认为，这么多年来，或许有管不好的犯人，但是还没有他管不了的犯人。

　　“特管监区不是自由市场。”他绷着劲，要改变这种局面。

　　破局：一根烟的距离

　　摸不清病犯心理想什么，就无法对症下药，这是打不开局面的最大障碍。

　　梁小辉决定到他们中间去，摸摸他们的真实想法。

　　一天，病犯宿舍的电磁门突然开了，梁小辉猛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一下子，十几双眼睛盯向了他。

　　“都挺好吧？没别的事，我就是来看看你们。”梁小辉拉着闲嗑，试图缓和气氛。

　　“梁大(队长)来了，来，抽根烟。”说着，一个犯人递上来一根烟。

　　“我刚抽完了，不抽了。”

　　对递上来的烟，梁小辉潜意识里抗拒。

　　“没事，再来一根嘛。”

　　抽还是不抽，一瞬间摆在了梁小辉面前。抽吧，心里腻歪，不抽吧，无法跟他们拉近感情。

　　没有时间思考，梁小辉接过了烟。

　　拉了几句闲嗑后，梁小辉逃似地闪了出来。

　　不过，这次短暂的闲聊收到了奇效。

　　病犯们看到梁小辉毫无防护地走进来和大家拉闲磕，感到很亲近。自此，病犯们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也愿意跟他拉话了。

　　如今，监区干警和病犯们走动在一起是很平常不过的事了，但在当时，却不是一件易事。为了迈进这个门，梁小辉在电磁门外转悠了两天，“始终迈不动这条腿。”

　　改造：以人心换人心

　　艾滋病犯是个特殊的改造群体，他们悲观厌世，消极自卑，易怒暴躁，一时想不开就可能自残自杀。

　　要改造这样一个群体，该从何下手？

　　通过聊天，梁小辉发现，病犯们有一些共性，比如对生命的渴望，希望得到尊重和关爱。事实证明，对待他们，来硬的适得其反，还是要攻心。

　　艾滋病犯抵抗力弱，干警们就自掏腰包，为他们买营养品；平日谁有个感冒、发烧，干警们就过去看望；病犯外诊过程中，在床上拉尿，梁小辉就和干警们轮班看护，端屎端尿；他们关心艾滋病药物研发进展，干警们就从网上下载最新动态打印张贴出来。

      ······

      艾滋病犯李某脑炎突发，被送至社会医院抢救，病痛折磨下，李某几次拔掉针头，想要了结性命。

　　梁小辉得知这一情况后，火速赶至医院。李某在乱动中，身上沾满了血液、药液。见状，梁小辉双腿跪压住李某，双手摁住李某，护士这才重新输上液。为了防止李某拔针头，梁小辉愣是摁了李某半个晚上。

　　这时，医生过来说，李某情形不好，要准备后事。

　　经过询问得知，医院已经给李某输了甘露醇，若再继续输，就会超过剂量，医生不敢冒这个风险。

　　“输吧，我来签字，出什么问题，我担着。”

　　“继续输？”医生犹豫着望向梁小辉。

　　“总得活人吧，继续输。”梁小辉斩钉截铁地说。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某逐渐稳定下来了。至今，李某还好好地待在监狱，已经一年多了。

　　从人格上尊重他们，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但是人性化管理并不是保姆式管理，该惩罚的还是要惩罚，破除他们特殊化心理。

　　为此，梁小辉还曾向狱领导建议，将病犯和普通犯一样一视同仁，将他们融入到整个监狱改造中，祛除他们的特殊化，这样才更有利于他们改造。

　　尝试之一便是引导他们参加集体活动，培养集体荣誉感。

　　2016年，监狱举办服刑人员队列比赛，梁小辉给二监区报了名。

　　“争口气，大家好好走，别让别人看不起咱们！”比赛前，梁小辉为大家鼓劲加油。

　　遗憾的是，首次参加队列比赛，因为紧张，成绩并不是很好。为此，下来后，还有病犯伤心地直抹眼泪。

　　信任：保外就医病犯主动返监复核条件

　　办理保外就医是监狱一项需要开展的重要工作。对于艾滋病犯来说，这项工作难度不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和家人对他们的不接纳。

　　一些病犯达到了保外就医的条件，当地相关部门认为病犯回家后，会对社会形成危险，不同意接收。甚至一些病犯家属也不接纳病犯，不同意其回家。而这又是对病犯的再一次打击。

　　通常，这个时候，监狱干警需要去协调相关部门，做家属工作。监区一些病犯是云南、贵州、四川地区，为给他们办理保外就医，梁小辉和干警需要千里奔波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人心换人心，梁小辉和干警们的付出，也赢得了病犯们的认可。

　　一次，押解病犯回云南，在当地派出所交接完手续后，梁小辉走出派出所没多远，背后传来“梁大，梁大”的呼喊声，梁小辉回头一看，病犯一边拿胳膊抹眼泪，一边在追赶，“梁大，以后我们只怕再也见不着了，监狱干警对我这么好，除了你们，没人这么对我。”

　　2015年，上级要求，对保外就医人员重新复核条件，一旦不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就要重新收监。于是，各个监区开始联络保外就医的人员。对服刑人员来讲，谁都不愿意被重新收监，想尽办法来逃避收监，甚至和下去收监的干警发生冲突。一些干警不得不报警追逃。

　　当时，梁小辉监区有3个保外就医人员。梁小辉分别给三个服刑人员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

　　“梁大，不用麻烦干警过来了，我们自己回去吧。”

　　就这么，梁小辉打了几个电话，3个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就主动回到了监狱复核条件。

　　愧疚：孩子发烧时，他在陪病犯外诊

　　对工作上的投入，让他陪伴家庭的时间相对少了些。

　　梁小辉有一次不成功的婚姻，之后，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张淑华。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孩子小时候，体弱多病，而梁小辉总是在值班，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

　　一次，孩子高烧不退，张淑华抱着孩子，每隔4小时喂一次药，心里特着急，这个时候，恰好梁小辉陪病犯去唐山医院外诊。“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能出现在身边，只是打电话问问情况。”作为妻子，张淑华也曾感到无助、委屈。

　　对于这些，梁小辉也明白，家里什么事都是妻子一手操持。正是妻子的包容和支持，他才能安心工作。

　　当他值完班回家，走进小区，看到妻子和女儿在楼下等着接他的那一刻，他感到无比幸福。

　　他喜欢如此温馨的家庭生活，平日里，一回到家中，就洗衣做饭，哪里也不去。为了不打破这样的氛围，他总是报喜不报忧。

　　梁小辉曾有两次被意外划伤出血，怕妻子担心，他没有告诉她。

　　在等待检测结果的日子里，他压力巨大，他无数次的想过这个问题，要是不幸被感染了，该怎么办？妻子和女儿怎么办？

　　回到家中，面对跑过来求抱的女儿，他却要推开她，他不想有一点不好的东西沾染伤害到女儿。

　　当检测结果显示阴性的时候，他高兴地简直要跳起来。回想起这些，他感到欣慰又有点难受。

　　对于家庭陪伴的稀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梁小辉无言的酸楚。

　　一次，梁小辉当着妻子和女儿的面说：“孩子也大了，要不，咱们也抽空带孩子出去转转吧。”

　　没想到，孩子脱口一句：“爸爸，我想去看大城市。”让梁小辉一时语塞，内心酸楚涌动。

　　“都这个年代了，交通这么便利，孩子也没出过门。她的这种想法让我很心酸，觉得很对不起她。”梁小辉转过头，揉了揉眼睛。

　　如今，梁小辉女儿已经在读初中，最艰难的时刻都已经熬过去了，一家人的生活也将如雨后彩虹般美丽。

　　记者手记

　　他朴实如石，却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梁小辉个子不高，微胖，面部黢黑，以严肃示人，不苟言笑。有人开玩笑说，就得是这样的“包公脸”，才能镇得住犯人。

　　梁小辉在监狱干了30多年，从工人到狱警，到队长，到监区长，再到副监狱长。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

　　对工作，他无怨无悔，一心把工作干好。当组织决定由他负责艾滋病监区时，他原本有足够条件、理由把这个差事推出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对待病犯，他倾心以交，帮助病犯解决实际问题，给病床上的病犯端屎端尿，即便是伺候自己父母，也不过如此。还有几次，是他的坚持和担当将危重的病犯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正是如此，病犯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即便是出狱后，很多病犯还跟他保持联系。

　　对待同事，他总是换位思考，为对方考虑。已经有超过10个春节，他是在监狱度过的。他总说：“这个时候，干警都想和家人团聚，我要是值班，他们就可以团聚了。我是领导，工资比他们多，荣誉也给了我，遇到事的时候，我就得上。”

       面对荣誉和媒体记者，他一再重复，“工作是大家做的，荣誉都给了我，我于心不忍。”

　　“好好干，多吃苦，听领导话”是他刚参加工作时，父亲对他的教诲和叮嘱，如今，他也是这么教育孩子。

　　“理想和信念不一定非得体现在轰轰烈烈的大事上，也体现在平时的小事中。”

　　“把事业看得高一点，不见得非得当官，能干好工作，获得别人的尊重，也是成功。”

　　“对病犯不抛弃、不放弃，把他们改造成守法公民，出去后，好好过日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朴素的话语里，藏着他的人生处世态度，也藏着他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