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河北省委为了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络，决定建立秘密电台。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负责筹建并领导电台工作。 两个地下党假扮夫妻 在筹建过程中，姚依林选定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地下党员王士光与河北女师附中学生、共产党员王兰芬具体负责电台工作。年仅15岁的王兰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按照原计划，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分校学习。这一天，她到指定地点接头。在一座欧式风格的花园里，一个陌生的男子告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信工作。这个接头人就是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王兰芬后来回忆道：“我觉得很突然，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变。”姚依林劝解说：“党员嘛，个人要服从组织，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在回忆文章中，王兰芬说自己表示坚决服从。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王士光的工作。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问了王士光三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道“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他们两个人的见面是在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王兰芬直到耄耋之年，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蓬蓬的，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电台选址首要条件是安全 秘密电台设在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临街的一座三层楼房的三楼（沙市道原45号，已拆除）。这座楼房地处三角地带，如果发现情况，便于及时转移。附近是英国兵营（今天津实验小学、幼儿师范和市一中校址），这里既不断电，又可以借英国兵营的电报为掩护进行发报。房东一家住在一楼，人口不多，二楼有两间大房子和一个晒台，居高临下，可以看清周围的一切。这些都是保证电台安全的有利条件。 电波传递党的重要信息 为掩护工作，省委派了一位烈属潘大娘带着小儿子与王士光、王兰芬组成了一个“家庭”。白天，王士光去天祥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可以获得所需的电讯器材；王兰芬则在家中料理事务，有时在晒台上跳绳，有时放好一根竹竿，作为平安信号。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士光特意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进行改造。夏天的晚上，天津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王士光和王兰芬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手和发报机的电键都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收抄伯力电台的广播（可以从这个电台听到党中央和解放区的一些消息）。刚开始王兰芬仅能呼叫电台，在王士光的帮助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技术。“嘀嘀哒哒”，一连串红色的信号冲破黑暗的夜空，不断传送着坚持在沦陷区工作的中共组织向上级组织汇报的情况，也传递着党中央的声音，给战斗在白区的党组织和处于水深火热的沦陷区人民群众带来希望和曙光。 假夫妻患难生真情 1938年9月，河北省委已撤离天津，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成立，继续使用这座电台，先后由点线工委书记葛琛、赵普宣直接领导。 共同的革命理想，使朝夕战斗生活在一起的假夫妻王士光、王兰芬的感情逐渐起了变化。一次，王士光病倒了，持续几天高烧，不能起床，王兰芬除了代替王士光工作外，还日夜精心护理，这让王士光很感动。据说，两个人的感情得到升华缘于一次遇险。一天晚上，周围出现“情况”，他们只得离开家，到一个旅馆躲起来，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王士光想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电台，掩护王兰芬脱险；王兰芬却思量着王士光是电台的负责人，应该牺牲自己，掩护他脱险。但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革命路上伉俪情深 两人是革命同志，是生死搭档，在患难中彼此心生爱慕。终于有一天，王兰芬忍不住了，问王士光：“老姚和葛琛都问过你，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王士光大胆地说：“因为有了你。”“你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怕羞不肯说。”王兰芬很是爽快地说。“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王士光借机说。1938年12月26日，经上级组织的批准，他俩由假夫妻结成真伴侣。 1939年5月，二楼搬进了新户，给工作带来不便，在复杂的环境中，机关久驻一地也不安全，点线工委决定，将电台迁往和平区昆明路福寿别墅4号。1939年8月，日伪势力已渗入英租界，形势极为严峻，冀热察区党委决定停止电台工作，调王士光、王兰芬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 1984年，王士光、王兰芬夫妇在耄耋之年回到当年居住和工作过的昆明路福寿别墅4号，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慨万分。他们在天津从事革命斗争的特殊经历，成为今天人们赞颂的一段佳话。（张栋豪） |
关键词：地下斗争责任编辑：郑光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