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首语】一次精神之旅
今天开始,河北日报将陆续刊发特别策划《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系列报道。
这是此前河北日报《大河之北——河北自然地理解读》系列报道的姊妹篇。
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地理”,我们持续解读“大河之北”这片土地,不仅为了全景呈现燕赵大地山川人文之美,更为了揭示一种蓬勃至今的力量——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河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
这片土地上,书写过并还在书写着创造、奋斗、团结和梦想的故事。我们再一次行走,延续“现场走访+专业解读”的形式,去讲述故事的书写者。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
阳原盆地泥河湾的石器,涿鹿之战的远古回响,华北最古老城市的设计智慧,赵武灵王掀起的改革风云,正定古建群、赵州桥的巧夺天工,张库大道上的商贾传奇,冀东近代工业的前世今生……慷慨燕赵,生生不息。
这更是一次精神之旅。
我们站在山海之间,聆听长城述说——她是隔离的屏障,也是联系长城内外的纽带,更是抗击外侮的战场。
我们走进五峰山,探寻李大钊的足迹,触摸东方大陆开天辟地大事变的星星之火。
我们重走太行,读取李保国精神世界中的“小秘密”。
……
感谢再一次行走,让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河北大地所孕育的人文特质,感悟其精神追求——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文/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长城篇(上)
万仞千关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朱艳冰 袁伟华 郭猛 李建成 史晓多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袁伟华 朱艳冰
【阅读提示】
河北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当属长城。
河北现存长城2498.5公里,行经9个设区市59个县(市、区),长城资源数量居全国第二位。全国长城保存最完整、建筑最雄伟、文化最丰富的地段,均在河北。
在山海间8公里构筑起的山海关,是明长城关隘系统的代表;金山岭在建筑构件、形制上完美保存了长城原貌;张家口则因现存长城多代建筑、分布广泛、形制丰富,被称为“历代长城博物馆”……除了长城本体,河北长城沿线还有丰富的历史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是阅读河北人文地理的最好样本。
●长城的精华在河北
山海关
山、海知何处,缘何号称第一
2020年9月9日,秦皇岛,角山长城。
天气晴好,视野异常通透。
“停——”
山海关文保所原所长郭泽民突然招呼大家停下脚步。这里是角山长城“登山”前的第一座敌台,山势从这里骤然升高,再往上就是近乎绝壁的山崖。
“大家回头看!”
顺着郭泽民手指的方向望去,脚下的长城犹如一条巨龙,由群山之间蜿蜒东去,串起山海关尚存的水门、关城,一直延伸向远处蔚蓝的大海。“看,那里是天下第一关。再往前,天海相接的地方,就是老龙头入海石城。”
长城,在这里将高山、雄关、大海连成一体。
“山海关从山到海,直线距离只有8公里。”郭泽民说。
历史的因缘际会,有时便根源于自然的鬼斧神工。
缩小比例尺,从地理上看,连接华北和东北的辽西走廊,东边是大海,西边是燕山、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等连绵的崇山峻岭。这条狭长而相对平坦的通道长约二百公里,最宽处不过十余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公里。
在辽西走廊南端,最窄的地方便是山海关。过去的京奉驿道,现在的京哈铁路、京沈高速,都从这窄窄的8公里一线间通过——自古至今,这里始终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
显然,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咽喉锁钥”之地。
从历史上看,山海关作为战略要地早在秦代就已经形成——山海关就是秦代驰道“碣石道”的要冲。
南北朝时期,北齐在这里修筑长城,其遗址在今天的山海关长寿山石门横岭一带尚能看到。到隋唐时期,山海关作为军事要隘,被称为“渝关”,又作“榆关”。金元时期,这里的战略优势明显得到加强。
而山海关真正成为雄关要塞,则是明朝的事情了。
“虽然目前认定的明长城东起点是辽宁虎山,但山海关仍然可以算作明长城修筑的历史起点——明朝最初修筑长城时先是把长城的东端起点确定在山海关,较辽东那段长城要早。”郭泽民说。
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北方防务,设立了卫所。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派遣燕山等卫所屯兵15100人,在永平、界岭等地修筑了三十二关,当年十二月,修筑山海卫城,这就是山海关得名的由来。
这是名副其实的山·海·关:
“海”是渤海;
“山”是山势陡然拔起519米的角山;
山与海构成了天然屏障,而老龙头至角山这条山和海之间8公里的狭长孔道上,被人为构筑了由关城、瓮城、罗城、翼城、前哨城堡、海防卫城和长城共同组成的独特城防布局——这就是“关”。
“事实上,这一系列严密的城防布局,共同构成了山海关的‘关’。真正的‘山海关’,指的绝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挂着‘天下第一关’匾额的那一座楼。”郭泽民说。
而这一城防布局,使得山海关成为中国长城线上最负盛名的关城体系。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开的就有这道门。”行至山海关关城的北水门时,郭泽民指着眼前一道仅宽1米左右、毫不起眼的小门说。
在明与清的对峙中,对明来说,山海关是辽西防线的核心和重中之重。明王朝几乎动用了全国之力保卫山海关。山海关的存在,在当时真所谓“天下安危系于一垣”。
山海关的确曾有效地遏制了清军的入侵。始终拿不下山海关的清军曾十次绕关入内,威胁北京,甚至一度占领山东等地,但是却未能在关内立足。根本原因就像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说:“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它口,而彼能绕我后路。”这也就导致了“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吴三桂当时只打开了山海关的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道门,其中两道水门仅能容一人一骑通过。”郭泽民说,“但就是这三道门,彻底改变了历史。”
山海关关城上,游人纷纷在“天下第一关”巨匾之下拍照留念。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悬挂‘天下第一关’匾额的这栋两层楼,其实是山海关关城东门上的箭楼,也名镇东楼。它只是关城的一小部分而已。”郭泽民笑着看大家拍照“打卡”,一番话也引起游客的注意,不少人围拢过来。
“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可不仅仅因为一幅巨匾、几个大字。”郭泽民话锋一转,“或许,楼里展出的一幅《万里长城山海关古建筑复原图》更能说明问题,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这是一幅山海关关城体系全图。长卷之上,角山巍峨、渤海滔滔,山海之间,布局鼎盛时期的山海关关城系统,包括南北翼城、东西罗城、宁海城、威远城和城中各类建筑。
总体上,山海关的防御体系可以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以关城为核心,辅以瓮城和罗城;外层主要是散点分布的哨城、翼城和各路的关隘、烽堠等,与内层核心形成掎角之势。
这种城防建筑布局充分利用了山海关地区的地形特征,按照“因地形,用险制塞”的方法来设计。
“从对山海之间8公里锁钥之地的控扼,到内外结合的立体防御体系的设计,你可以看到长城在选址和构筑方面的精妙之处,整个关城系统既有陆防设施,也有海防设施。既有内外呼应平面交互设计,也有防御纵深的立体化防御布局。充分显示了当时人们在山海关设置上的匠心独具。”郭泽民说,“这才是‘天下第一关’的真正意义。”
而在整个山海关辖区内,南起渤海之滨的老龙头,北至燕山深处的九门口,绵延26公里的长城线上,险要地段设置了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北水关、旱门关、角山关、滥水关、三道关、寺儿峪关和一片石关10个关隘,有43座敌台、51座城台、14座烽火台,共同铸就了山海关大纵深防御的体系,拱卫森严,守望相助,互为掎角,结构严谨,功能明确,攻守自如。
张家口
城、堡越千年,长城不只是一道墙
2020年9月3日,张家口,大境门。
第五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正在张家口举行,大境门长城历史文化体验区是重点观摩项目之一。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建设全面展开,河北正积极推进山海关、金山岭、大境门、崇礼等重要建设区段长城保护工作。
“大境门不是张家口的城门吗,难道也算长城吗?”站在“大好河山”四个大字之下,很多游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甚至连很多当地人都不清楚的是,大境门其实是长城的一部分——它原本只是长城线上的一个普通关隘。就连张家口城市的发祥地张家口堡,也都是长城关堡体系的一部分。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众多关隘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长城地标,学术界认为它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同样重要。”张家口市长城保护管理处业务科科长常文鹏解释说,长城的关口几乎均以“关”“口”称谓,只有张家口的这个关口被称作“门”。
现存大境门墙高12米,底长13米,宽9米,是一座条石基础的砖筑拱门。然而,作为长城线上重要关口,设置这样一个硕大的门,与军事防御的初衷其实并不相符。
事实上,如今我们看到的大境门始建于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它并不是明长城体系中的大境门。
“看这里——”常文鹏走到大境门东四五米处。低于地平面的一个凹地,有一个被玻璃罩隔离保护起来的小门,“这叫西境门,又称小境门。它才是明长城上真正的关口。”
2007年,随着张家口有关部门对大境门东段长城的抢救性修复,被掩埋了很多年的西境门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发掘出来的西境门高3米,宽1.62米。
它的低矮狭窄事出有因。
明代中期与鞑靼战争频发,边境并不太平。但中原需要草原的皮毛,草原也需要中原的丝茶,西境门作为华北地区进出中原与草原的便捷通道,贸易却未彻底中断。为防止有入侵者自贸易关口乘虚而入,仅容一人一马一车通过的小门,成为最佳选择。这个因战争防御而建的长城关口,就这样成了当时人们贸易交流的“口岸”、民族融合的前沿。
“这也是大境门作为长城线上最独特关隘的最大特色。”河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工程办公室主任、河北省长城保护协会会长孟琦说,“人们一般认为,长城是一道高大、坚固而且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但实际上,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长墙,而是以墙体为主体,同大量的关隘、城堡、烽燧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常文鹏介绍,现在人们看到的大境门,其实是清顺治元年(1644年)在小境门的西侧新开的。清时长城的防御功能已弱化,而一个高大的门,更能强化茶马互市、交流互通的开放形象。
2020年9月,张家口怀安县城南城墙巷。
一座仿古双层灰檐、挂着烫金大字巨匾的老店门前停满了外地车辆,人们在排队购买远近闻名的“柴沟堡”熏肉。这个以熏肉闻名的“柴沟堡”,同样也是长城的一部分。
古代的“堡”,是指“用土和石块修筑而成的小城”,也有“有城墙的村镇”“构筑的军事工事”之意。明正统二年(1437年),为巩固边防,抵御蒙古入侵,明将在当时的“柴沟营”的东部夯土重修堡城,命名为“柴沟堡”。
“明长城防御体系构建非常科学实用,由镇、卫、所、城、堡、敌楼、烽火台、边墙等组成,体系严密,层次也非常分明。”常文鹏拿起笔,在一张纸上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示意图:
烽燧一般在长城外侧,起瞭望预警的作用;
长城墙体在明代一般被称为边墙;
边墙内分布着大量城堡,这些军堡或民堡(数量较少)是长城关堡体系中基础的防御单位,开始是官兵屯田驻戍,用于军事防御,后来家属随军落户、民众投靠,比如张家口堡、来远堡、柴沟堡等。
再高一级的所城、卫城,都是明代卫所体系下的不同城池。比如现在万全县万全镇,就是当年万全右卫城的所在地。
最高一级的,则是镇城——
张家口市宣化区。
三檐两层、高近30米的清远楼坐落在城市中心,站在清远楼上,南面的镇朔楼(鼓楼)清晰可见。极目四望,残存的古城墙,正南的拱极楼、西边的大新门依稀勾勒出600多年前“宣府镇城”的宏伟轮廓。
“宣化早在唐代就开始建城,但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是在明初扩建并成为宣府镇城之后才进一步凸显的。”孟琦说。
因距京师最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宣府镇在明代被列为“极冲”之地,于是便有了“九边冲要数宣府”之说。
宣府镇辖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左、右卫,怀安卫等11卫和云州、龙门等7个千户所,城堡若干,是京师北部最重要的军事机构。
“明长城有‘蓟镇城墙、宣府校场’的说法,宣化在当年的地位,有点类似现在朱日和的意思。”孟琦进一步解释说,宣府作为北方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每年朝廷的阅兵仪式多在宣府举行,故而宣府的阅兵校场极为壮观。
明代建筑的宣化城规模宏大,七门一关,仅次于京师的九门格局。现除南城门楼保存较好,其他门楼、瓮城、角楼等均已无存。
宣府镇城不仅成为军事防御中枢,本身也因为城墙高大,成为具有独立作战功能的军事堡垒。当时宣府镇不仅在北方诸镇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全国的城市中规模也不小。
“如果说秦皇岛、承德境内的长城防御功能主要由坚固的长城墙体、关隘这些‘硬件’实现的话,那么在张家口一带,长城的防御功能则更强调充分发挥镇城、卫所、堡寨与长城边墙、烽燧系统结合起来的立体军事系统的协同性。”常文鹏表示,这是张家口长城最显著的特点。
究其根源,由于张家口处于太行山、阴山和燕山山结地带,山势复杂多变,冲沟裂谷众多,所以长城墙体的连续性很难保证。从军事角度来看,在重要点位上布置大量烽燧、城堡更具实用价值。
金山岭
楼、台今犹在,何以万里独秀
1980年11月,滦平县巴克什营镇花楼沟村。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行至半山的人们纷纷往山下跑。一位老人却背着照相机,冒着寒雨继续往山顶的长城上爬去。
他,就是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
几天前,滦平当地一位退休教师给北京的长城专家们写了一封信,介绍在自己的家乡金山岭上,有一段“无名长城”。几百年来,山外的世界天翻地覆,偶尔有战火波及这里,但毕竟因处于深山僻岭,这段长城虽风剥雨蚀,却基本保持了原始风貌。
20世纪80年代初,八达岭长城、山海关长城早已名声大噪,人们蜂拥而往。但这里的长城,仍不为外界所知。
信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他们组成考察组,专程赶赴金山岭现场考察,却不巧遇上了这场雨。
年过半百的罗哲文独自爬上长城的制高点,尽情纵览雨后的长城,并拍摄起长城雄姿。他越拍越兴奋:“从事长城研究工作几十年,还没见过这么好的一段长城!”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金山岭长城的确不负这冒雨抢登的“知遇”。
历代长城中,明代长城规模最大、质量最高、修筑时间也最长,而金山岭长城几乎集中了明长城所有的建筑形式,是欣赏和研究明代长城建筑结构最理想的地段。
2020年9月17日,金山岭长城砖垛口。
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郭中兴带记者由这里直上后川口——这条线路,正是金山岭长城的精华段。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晨雾照射在长城的青砖上时,用手触摸冰冷的城墙,温度仿佛正从几百年之前缓慢传来。
郭中兴双手轻拍着墙砖,“墙是长城的主体,金山岭长城的墙体一般是用条石作基础,条砖包砌到顶,里面用黄土和石块填充,然后夯实,所以墙体异常坚固。”
金山岭长城墙体依山就势,构筑巧妙,同时利用了悬崖、山险、隘口,形成了借墙、劈山墙、山险墙。
根据明代长城碑刻记载,明代中后期城墙的建筑是分一等、二等和三等三个等级的:
一等边墙多修在要害部位,一般以方正条石为基座,墙身内外两侧用砖或条石砌筑,墙心填以黄土或毛石、碎石,上部的垛口和宇墙一律用砖砌筑,马道用方砖铺墁。
二等边墙外侧用砖或条石砌筑,内侧用毛石砌体,表面做虎皮石墙面,并用白灰勾缝。垛口和宇墙全部用砖砌筑。马道也用砖墁地。
三等边墙一般用毛石砌筑,内外两侧墙面均做虎皮石墙面(有的只做外侧),墙的厚度、断面尺寸及马道上部的做法,根据防御需要和地形条件而异。
河北境内的明长城边墙等级大多较高,山海关、金山岭等长城墙体多属于一等边墙。
从砖垛口至将军楼这一段长城线路,是来金山岭的游客必选路段。这一段长城墙体保存非常完整,大块青砖包筑了整个长城墙体和马道,白灰勾缝一丝不苟。
沿青砖台阶拾级而上,郭中兴介绍,我们脚下是马道,外侧为垛口墙,垛口墙上设有垛口和礌石孔,内侧为宇墙(又称女儿墙),内外高低不一,宇墙低于垛口墙。
站在垛口前向北望去,群山绵延不绝,直接天际,让人恍惚有睥睨千军万马的错觉。
“垛口墙主要是士兵作战时使用,敌人来犯时,可从垛口或礌石孔观察远处和城墙下的敌情,通过垛口发射火器或射箭,通过礌石孔释放礌石。”郭中兴介绍,“在有的墙体上,明军甚至使用了在当时威力巨大的佛朗机火炮。”
郭中兴特别指出两个细节——
“你看这个礌石孔设计,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孔洞,而是在孔洞下的墙体上设计了一个像弹道一样的凹槽,石雷在下滑的过程中出现加速度,以抛物线的形式离开墙体,既能扩大打击面,也防止炸开的碎石破坏墙体。”另一处独到的设计就是垛口,金山岭长城的垛口呈倒八字形,这种设计既能扩大观察面和打击面,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被敌人射中。
在金山岭长城宇墙墙体上,分布着数量不同的孔洞,郭中兴转过身,指着几个20厘米见方的孔洞说,早期研究者们不清楚为何在长城内侧一方也设置若干孔洞,难道是为了瞭望后方?
经专家研究后才判断,这些其实是长城墙体上设计的通风孔。长城所在地常年风力较大,为了避免墙体被风力侵蚀和减小风力对墙体的撞击,长城建造者们在宇墙上特意设置通风孔,与垛口、礌石孔形成风力通道。
金山岭长城墙体的另一大特色是保存有形态完整的障墙。
在金山岭长城将军楼西侧,郭中兴先一步迈进障墙后,将自己整个身形隐藏在障墙之后,“障墙可以说是一道攻守兼备的屏障,即使敌军攻上城墙,守城将士仍可依托障墙步步为营,步步设防,保护自己,杀伤敌人。”
因为接近指挥中枢,障墙的坡度极大,手脚并用爬上障墙,就登上了将军楼。郭中兴介绍,将军楼是金山岭段长城的指挥中心,它实际上是一座空心敌台。
金山岭长城最显要、最突出的建筑是一个个前后相望、遥相呼应的敌台。
敌台一般骑墙而建,基础之上多为二层(亦有三层),下层空心,周围有箭窗和望孔。可以贮存粮草,驻守兵士。
“敌人要想攻上将军楼,需要突破五道防线,”郭中兴领着记者站上将军楼二层,视野一下开阔起来。
站在将军楼上,郭中兴指着北面左右两座山头上的圆柱形建筑介绍,那是金山岭长城的第一道防线,叫烽燧也称烽火台,起到预警和传递军情的作用。
烽火台又称烟墩、烽燧和狼烟墩等,多建在山顶,平原地区也有。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台台相连,各个烽火台之间的距离以目力可以看清为准。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还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来加以区别。到了明代,还在燃烟、举火的同时加放炮声,以增强报警的效果,使军情可迅速传达千里之外。
在东西走向的长城主线之外,从将军楼向北伸出一段支墙,支墙可与东西长城主线形成夹击包围之势,围歼来犯之敌,这是第二道防线。如果敌人再向将军楼指挥中心突进,将军楼之外的山坡上还有第三道防线挡马墙,将军楼下的第四道防线月墙,如果敌人从关口突破进攻将军楼或架云梯攻上长城,障墙是第五道防线。
明代长城的另一个基本构件是马面(又称墙台、战台),高度与城墙同高,多为长方形,少数圆形,突出于墙体一侧(多为外侧),其主要功能是用来据守杀敌的。
当敌军来犯时,守兵登台迎战,矢石铳炮居高临下投射,使敌军不能近台。而当敌军一旦逼近城墙,守兵又可以从马面突出城墙的部位从侧面攻击来犯之敌。
“如此严密的防御体系,保存完整的各种构件,在整个长城沿线上都不多见。”郭中兴说,“金山独秀,不仅仅秀在时过数百年依旧壮美奇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后人得以窥见当年长城原貌,穿越时光领略万里长城上古塞雄关的气势。”
●大时空坐标里的河北长城
最古老的长城
“那个山坳就是当时八路军迫击炮所在的位置。”
2020年11月10日,涞源县黄土岭村。
站在“雁宿崖村黄土岭战役胜利纪念碑”前,村干部陈汉凯指着对面山坳间的一小块平地告诉记者。
1939年11月7日,有“名将之花”之称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八路军从那里发射过来的迫击炮炮弹击毙。
“这个迫击炮阵地身后,就是战国中山长城的一个前沿隘口所在地。明代沿用了中山长城的城墙,又构筑了两个城圈。”河北大学博物馆原副馆长李文龙,指着山坳不远的山脊,“看,那里还有清晰的长城墙体。”
81年前,战斗在黄土岭上的八路军们也许无从得知,他们身后正是2300多年前建造的战国中山长城。81年后,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陈汉凯也只知道黄土岭上有长城,但直到此次记者陪同专家共同造访,才意外地了解到这段长城的前世今生——
这也是河北境内已知修筑年代最早的长城!
“涞源在历史上曾经叫广昌县、飞狐县,南有倒马关,东有紫荆关(易县),西边是山西省灵丘县,北边是张家口的蔚县。历史上著名的太行八陉‘飞狐古道’就通过这里,所以涞源这一带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李文龙说。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据李文龙考证,处在燕、赵之间的中山国,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在今保定的涞源、唐县、顺平和曲阳一带修建了长城,大致走向为西北—东南—西南。
“这道长城真是蜿蜒曲折,其北起涞源县,进唐县,过顺平县,再转入唐县,最后进入曲阳县,在蜿蜒山巅和沟谷之间拐来拐去,现在测量的总长度约89公里。”李文龙说。中山长城的结构分石砌和土石混砌两种,和后来的长城一样,也有烽燧和屯军之城,烽燧在险要处,关口筑城,墙内侧修筑屯戍点。
黄土岭村战国时期的古中山长城,位于村东北侧的山岭上,全长6.3公里,现残存黄土岭城堡一座、烽火台3座,2015年被确定为河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堡城址位于两山沟谷中,长宽约450米、200米,是一座前沿隘口。墙体为石砌,两侧块石略经打制,内填碎石、褐土,底宽约3.5米,残高0.8至3米。城址内,有少量战国夹砂灰陶绳纹陶片、明代青花瓷片等。李文龙认为,此段中山长城明代曾修缮利用,属真保镇白石口路。
李文龙一直致力于河北早期长城研究。他说,关于战国中山长城的存在,曾长期停留在书面记载上,直至保定境内中山长城的发现,才填补了这一段长城调查研究的空白。
1988年,李文龙和同事们在做文物普查时,在唐县唐河东岸发现一道石砌长城遗迹,以后数年又陆续在曲阳县、顺平县、涞源县发现相近的长城遗迹,经查证确定为战国中山长城。
李文龙说,中山长城比秦始皇修筑的长城大约还早200年。因为距今太为久远,中山长城的墙体坍塌已不成墙状,当地人都形象地称之“土龙”或“龙脊”。
寻找早期长城
“术业有专攻,虽然对野外考古工作本身已经很熟悉,可我当初对长城的认识其实跟普通人差不多,不外乎是秦始皇修的,劳民伤财,外观都像八达岭那样……”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韩金秋说,长城对他意义尤其特殊——作为以北方青铜时代考古为研究方向的考古学博士,他在河北的考古生涯却是从调查早期长城开始的。
其实,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修建长城,我们目前看到最多的是明代长城,在学术界,明以前修建的长城统称为早期长城。
不过,早期长城多为土筑或石砌,由于年代久远,风雨剥蚀,残损极为严重,在大自然作用下,加上个别的人为因素,湮没殆尽。因此相比明长城,早期长城往往很少引人关注,对早期长城的研究,也多以文献研究为主。
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总体部署和要求,2009年4月,河北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正式启动。作为责任单位,省古建所与省文物研究所(现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中心、河北大学博物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四家单位协作,组织了10多支调查队共50余人进行了河北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工作。
也正是这一年,刚刚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韩金秋进入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工作,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任张家口早期长城调查执行领队。
学术界有研究认为,最早关于长城的记载来源于《左传》,“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那段位于河南省伏牛山脉和桐柏山脉之间的楚长城,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战国时期,齐、魏、赵、秦、燕和中山等国,相继修建了长城。秦统一后,出于防御匈奴的需要,将秦、赵、燕北部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展和修缮,第一次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绵延万余里的长城,万里长城由此正式出现。
此后,从汉代到明代的许多朝代,尤其是汉朝和明朝等大一统时期,为了战略上和军事上的需要,都曾大规模修建长城。
河北早期长城资源非常丰富,主要分布在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邯郸8个设区市的30多个县(市、区)。
而张家口更是被称为“历代长城博物馆”,因早期长城不但分布广,而且线路长,时间跨度大,主要分布在康保、沽源、张北、尚义等县。
在崇山峻岭中寻找早期长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尚义,韩金秋带队发现的长城,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道断断续续的“虚线”,各个线段间的距离也不等。于是队员时常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一段长城调查完毕,下一段长城还不知道在哪里。
“只要有与长城墙体相似的条状物,或者山顶上与烽火台相似的凸起,就要爬上去看个究竟。”韩金秋说。
可山上与长城相似的东西太多了。在一个山上,他们遇到过一道黑色石头条带,“简直就是一道长城”,仔细看才能看出是自然的地层。
有一次,韩金秋和队员们的调查到了尚义县牛家营村北的三草垛山前。这里的山体从东西向转为南北向,与长城相伴而行的瑟尔基河也转为南北向,按理说长城也应该转为南北向。但队员在这里的山上走了几天,最远走到了洋河口,也没有发现长城延续的痕迹。
长城到哪里去了?
当时调查队住在小蒜沟村,一天下午吃完饭到村周围遛弯。走到村北,这里地势较高,正在兴建火车站。忽然,韩金秋在一个低矮的山丘上发现了大量陶片,判断是汉代的罐、盆、瓮等,再仔细看山丘顶部,有人工修起的土质烽火台。
拿出电子地图,韩金秋一番勾画才发现,原来长城在小蒜沟村南就不再向东修了,而是又越过了瑟尔基河,到了河的北面。
兴奋的队员们一路又赶到河北面的小土台村寻找,发现了一座烽火台和村东的长城,这是尚义早期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石砌墙体基础尚存,而且非常清晰。
韩金秋他们找到的这一段汉代长城,与内蒙古考古部门对这一段长城的调查相衔接,由此也基本摸清了汉长城在内蒙古和河北省尚义、张北一带的走向。
神奇的内外长城
2020年8月28日,邢台市内丘县侯家庄乡鹤度岭。
“130523****** 01,这是我们这段长城的编号,是不是有点像身份证号?”站在鹤度岭关北墙下,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所长贾城会报出一长段数字。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眼前这段石片扦插的古墙,也是长城。
邢台的深山里怎么也会有长城?
要搞清楚这段长城的身世,需要先了解明代依托长城建立起来的“九边”防御体系。
“九边”,即明朝建立的九个边防重镇。
明朝建立后,退居北方边塞以外的元朝旧势力仍不时骚扰,为巩固北部边防,朝廷于沿边设镇,派兵驻扎。据《明史·兵志》记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在“九边”体系之中,河北明长城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山海关老龙头开始,先向东北,在与辽东长城交会后折而向西,经秦皇岛、唐山、天津、承德、北京、张家口,直到山西边界;另一条从怀来陈家堡起始,自北向南,经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至邯郸,纵贯冀西山区,进入山西境内。
这两条长城,分别属于“九边”的蓟镇(包括嘉靖三十年于蓟镇管理范围内增设的昌镇和真保镇)和宣府镇。
“鹤度岭就是属于明代内长城真保镇龙泉关路的重要关隘,扼守山西昔阳通往冀南平原的交通要道。”贾城会介绍,鹤度岭东侧壁立险峻,西侧坡势较缓,长城在西坡筑就,关门外的摩崖石刻“鹤度仙踪”,最能说明此地的险要秀美。
2006年国家文物局启动“2006-2014长城保护工程”,指定河北及甘肃两省为长城资源调查试点省份全面展开明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我们从秦皇岛的山海关出发,沿着燕山、太行山走下去,沿着长城行走了1000多公里。”河北省长城保护协会副会长、省古建筑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郭建永介绍,正是这次资源调查,彻底摸清了河北长城资源家底及保存状况。
调查显示,河北境内的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怀安县马市口,南至邯郸武安。
鹤度岭长城的“身份证号”,也正是在这次长城调查后获得的。
2020年10月29日,涞源。
下了108国道,沿着河道向乌龙沟进发,河边的怪石或立或踞,好像藏在草丛中的猛兽。傍晚时分,夕阳背面的山脊黝黑蜿蜒,如一条巨龙盘踞,据说此处山形似五条巨龙,乌龙沟由此得名。
涞源长城是内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连倒马关,东接紫荆关,修建于明万历元年至十四年(1573-1586年),属真保镇管辖,称为“次边”,全长122.5公里。其中乌龙沟长城是其精华地段。
涞源县文保所原所长安志敏介绍,乌龙沟长城修建于明万历元年至二年。这段长城的亮点是敌楼十分完整,除雷击和水冲、自然坍塌残毁的9座之外,乌龙沟长城全线71座敌楼中62座完好或基本完好。这也是当初乌龙沟长城能够较早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因之一。
“内长城的修建主要是吸取了土木堡之变的教训。”郭建永说,俘虏明英宗后,蒙古太师也先率领大军从山西绕道,攻破紫荆关,然后北上威胁京师,才有了此后的北京保卫战。
涞源长城正是亡羊补牢的紫荆关防御体系中的一部分,它充分结合了涞源特殊的地形地貌,属于内长城的代表性地段,也是最精华的地段。
●在这里读懂长城
长城之变
2020年9月21日,赤城县独石口镇马厂村。
汽车沿着当年开辟的风力发电机的运输道路,颠簸着来到山顶,终于找到了三棵树长城2段这一明代长城的重要遗址。
山风凛冽,乱云飞渡,碎石横陈。第一眼看此段长城,让人不禁生疑——
这是长城吗?
没有青砖、没有敌楼,一片片碎石直接扦插垒起,下宽上窄,剖面呈梯形。从坍塌断面上看,内部也没有夯土和碎石芯。
这完全就是用片石垒起来的一道墙。
赤城县博物馆馆长李沐心显然看出了记者的一脸疑惑:“长城并不都是金山岭、八达岭那个样子的,三棵树长城才最接近长城出现之初的模样。”
“早期长城是以烽燧列戍的形式出现,后来才逐渐出现连续墙体。长城的墙体建造也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孟琦介绍,比如在敦煌玉门关附近的西汉长城,现存墙体系用沙石和红柳筑成;而在河北大部分地区,长城墙体多是石砌。
当然,即便是石砌长城,样式也大不相同。
怀来县小南辛堡乡庙港村。
怀来县文旅局李鼎元背着30斤重的背包,徒步行走在村东南平均海拔1000多米的山路上。这是他巡查的重点路段——庙港长城。
史料记载,明开国大将徐达修筑居庸关长城时为保证工程质量,先选择部分险要地段修建长城“样板”,以此来标定长城的质量和规格,最后选定在庙港一带。因此,庙港长城是明代早期修筑长城时的“样板工程”,也被称为“样边”。
“样板”是个什么样?
庙港长城的规格建制至今仍十分完整,质量很高,由整齐的石条砌成,城基宽5.5米、顶宽4米左右、高度在4至8米之间。
这段绵延3公里的长城,还有许多科学的配套设施,墙上用石板砌出檐来做排水之用,另外还有泄水孔。内侧每200米设有一个门洞,城上有石阶,供士兵上下城墙用。城墙较宽,可容4匹马并行或8个人并排,外有女儿墙,内有垛口,每300米设有敌楼或墙台。
更精致的包砖长城的出现,则是明中期以后的事了。
2020年9月10日,秦皇岛市海港区板厂峪长城景区。
“看,堆在窑里那些都是砖,长城砖就是在这样的窑里烧出来的。”景区负责人许国华指着眼前一座砖窑说,2002年以来,板厂峪一带已经累计探明砖窑遗址217座,是目前国内发现数量最多、最集中,保护现状最为完整、文物遗存最为丰富的一处大型长城砖窑遗址群,“它们揭开了长城用砖的秘密。”
万历年间,戚继光在此重修长城,在石筑长城的基础上加砖修复,并增修砖制敌楼。正是戚继光带来的义乌兵在此开窑烧砖,以供修筑长城之用。
板厂峪长城砖窑随地势而建,沿土坡一字排开,工艺精湛,两窑之间距离不等。共有砖窑100座,灰窑5座、小打铁作坊3座。200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2号、4号两座砖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如今,这两座保存完好的砖窑已开发,可对外开放参观。
“中国古代多用夯土筑城”,孟琦表示,唐代制砖技术有了发展,对城门及附近的城墙,开始采取用砖包砌、内填黄土的方法来修筑。到了明代,砖的质量和制砖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砖已普遍用于居民砌墙。用砖砌墙不仅能承受较大的垂直载荷,而且它的强度大大高于版筑土墙及坯垒土墙。
建材上的革新,也使得长城建筑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明长城屹立数百年,跟砌砖时使用的胶结材料也有关。宋代以前是用黄泥浆,宋代以后,石灰砂浆才逐渐普遍使用。”孟琦说,明代在砌筑城墙时,广泛采用石灰砂浆和糯米汁一起搅拌后做胶结材料,直到今天,砖缝的砂浆胶结力仍很坚固。
明长城的另一个创举是空心敌台的出现。
2016年8月,浙江台州古城。
河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越峦第一次见到台州古城墙上的敌楼。这位以拍摄长城而闻名的摄影家不禁脱口而出:“这不就是金山岭上的空心敌台吗?”
视线回到金山岭。
金山岭长城的小金山楼是空心敌台的典型代表。郭中兴带着记者,从小金山楼一层的券室通过,找到了隐藏极其巧妙的砖制楼梯。仅容一人勉强通过的楼梯连接二层的铺房。铺房为砖仿木结构,构建精巧别致。
“空心敌台是蓟镇长城的重要防御设施,它使得长城的防御能力大大加强。”孟琦介绍,据《明史·戚继光传》记载,在此之前,蓟镇长城的防御,只是在重要关隘驻兵防守,“有警征召四集”,平时则“以据险为事”,在高低险厄、峰谷交错的防御线上,只是“巡边”而已。
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谭纶二人被调往蓟州,负责修建北京附近的明长城。他们抽调江南三千兵士,将台州的筑城经验运用到北方长城的修建之中,在长城上增修了空心敌台。
有了空心敌台,守卫长城的将士采取以台为中心,按垛授兵。敌楼之间互为掎角,相互救应,都配备有火炮,犹如一座座小型堡垒。现存的八达岭、金山岭、黄崖关、山海关等多处长城都这样被戚继光改进过。
选址之谜
2020年9月21日,赤城县青虎沟。
“这一段长城,是明长城叠压北魏时期的长城。滴水崖那边还有一段,可能是明长城叠压唐代长城。”李沐心指着山脊处的长城墙体说,在长城修建时代复杂的张家口,经常会看到后代长城沿用或叠压前代长城的情况。
为什么不同朝代的长城修筑者,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的线路?长城的选址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长城的每一个选址决策都是巨大的投入,因此每一段长城出现在哪里,都有其目的性。”在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看来,修建长城在选址、布局和施工等方面都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虽然多为后世所总结,但其在长城建筑史上的一致性,足以说明其为长城修建的规律价值。
作为国内首位徒步考察长城并历经30多年一直潜心研究长城的专家,董耀会对长城的理解有其全局视野。在他看来,天然的地理条件造成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经济类型的不同,导致地方在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也是长城得以产生的历史根据。
在国家地理的尺度上,长城的走势恰恰与历史上著名的“两条线”基本重合:
第一条是司马迁线。
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冲突、交错、融合的历史。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他写《史记》之时,汉朝通过北击匈奴获取了塞外大片土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版图首次形成。广袤的疆域内,农业和牧业地区的格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司马迁通过对物产的考察,找到了二者的分界,“龙门—碣石北”线,也被称为“司马迁线”。
第二条是胡焕庸线。
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黑河(瑷珲)—腾冲线”——线以东国土占43.71%,人口占了94.39%;线以西国土占56.29%,人口比例却只有5.61%。这条被称为“胡焕庸线”的连线,不仅是一条人口、经济线,同时也大体划分了我国的农耕与游牧文化区。
“从大的空间分布上看,长城规范了农耕与游牧文化区域的秩序。”董耀会表示,从具体的长城段落来看,长城的选址、布局和施工,则首先要考虑与自然环境有机联系,强调充分利用自然天险的屏障作用,历代长城选址都充分考虑了“用险制塞”的原则。
从防御到融合
2020年9月22日,张家口大境门景区商业街。
从剪纸到黑陶,从肉石到杏脯,各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在口街上售卖。而数百年前,这里最大宗的贸易商品还是马匹、皮毛和茶叶。
相比军事用途,大境门的商业色彩要浓厚得多。其实早在1571年,大境门还未开豁建口之时,门外元宝山一带的边境贸易就十分频繁。后来形成了被称为“贡市”和“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
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腹地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货物在此处换成丝绸、茶叶、瓷器、白糖,于是张家口便有了“陆路商埠”“皮都”之称,而大境门一带也一跃成为古代中国北方国际贸易的内陆口岸。
大境门历史近四百年,见证过战争的残酷,也目睹了商业的繁华。它是战争的关口,更是商业的大门。比起拒敌“关”外,大境门更多的则是开“门”迎客,这大概就是它作为长城关口,却被称作“门”的根本原因。
这一奇特细节,为长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给出了不一样的注脚——以防御为初衷建筑起来的长城,在更多时间里其实是民族间贸易与融合的平台。
无独有偶。
金山岭长城沙岭口。
“即便是边关最紧张的时候,这里也是内外边民进出的通道。”郭中兴带领记者走出沙岭口的小门,这是金山岭长城上建造较早的五个隘口之一。
在郭中兴看来,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而建,但历史上各个朝代向长城沿线广大地区移民、屯田,长城区域的征战本身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长城不单单是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所在区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长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纽带。
“从历史地图上不难发现,明长城与秦汉长城的走向是大体重合的,但是二者在滦河流域却南北相距将近数百里之遥,从而使这个流域处于蒙古草原南部的秦汉长城和华北平原北部的明长城的包围之中。”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历史文化研究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李月辉在对滦河流域进行深入研究时曾有独到的发现。
两大地理板块对峙状态下的缓冲,被认为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整个滦河流域不同时代的长城、界壕、烽燧普遍分布,它们记录了农耕与游牧民族控制界线的反复推移,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长城和民族关系博物馆。”李月辉认为。
2020年9月18日,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董耀会受邀为学院的师生们做一次演讲。“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董耀会说,“在中国古代,长城存在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死存亡、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文明发展和延续三大基本问题始终息息相关。构筑长城的初衷无疑体现了一个隔离的主张,但同时修建的成千上万的关隘却是联系长城内外的。任何时期长城都不仅是隔离的屏障,同时还是联系长城内外的纽带。”
2020年9月22日,大境门东北50公里,张家口崇礼。
少有人知的是,在这片冰雪覆盖的绵延群山之上,还有许多长城遗迹纵横错落。
“近期我们将用虚拟灯光的形式,让长城在这里的山脊上重新站立起来。”常文鹏向记者透露,目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已在建设中,崇礼长城保护展示工程项目正在推进,“长城脚下的冬奥会,历史与未来相遇,让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