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爱国主义者、教育家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华侨，身处异乡而不忘国忧，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浪潮。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深入开展隐蔽战线和联络争取工作，倾力争取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侨胞的支持，将海外赤子和进步力量汇聚成一股热血光明的时代洪流。
积极捐赠输物，南洋抗日救国
1938年，陈嘉庚先生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带领南洋千万华侨掀起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广泛动员筹募巨款、派遣机工支援祖国抗战。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设立对外宣传小组，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派廖承志、潘汉年等人为代表赴港，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八办”），以香港为据点，积极联络南洋社会进步力量。
在南侨总会统一组织的各帮派、各行业、各团体中，《南洋商报》青年记者张楚琨等领导的“新加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属骨干力量。1939年春，张楚琨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日常事务负责人连贯联系，使新加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坚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张楚琨的影响下，陈嘉庚先生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国情，张楚琨于1938年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文译本赠与陈嘉庚先生，并介绍道：“这是美国记者访问陕北的亲历记，看来报道还客观，仅供参考。”这本《西行漫记》在陈嘉庚先生心中种下“种子”，为1940年的延安之行做了思想准备。
率团回国慰劳，亲历延安之行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先生一行30余人组成的慰劳团飞抵重庆，眼见国民政府领导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吏贪污腐化、私设营业，对祖国抗战前途心生忧虑。
陈嘉庚先生随行秘书李铁民思想比较进步，在渝期间经常出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广泛接触中共代表和进步人士，常向陈嘉庚先生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政策。4月初，中共代表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突破国民党阻挠，来到陈嘉庚先生下榻的嘉陵招待所。当时，祖国西南春寒未尽、湿冷多雨，顾念陈嘉庚先生有腰酸畏寒之宿疾，他们带来了3件陕北羊皮袄作为礼物，赠与陈嘉庚先生御寒防雨。
在中共代表的全力争取以及李铁民的影响下，5月31日下午，陈嘉庚先生抵达延安。傍晚，毛泽东在其居住的窑洞外宴请陈嘉庚先生，相较于沿途各省国统区酒筵罗列、肴膳交陈的宴席，这顿便餐极为清简，陈旧的石桌上铺陈着以四张白纸拼凑成的桌布，席中菜色朴素简单、氛围亲切自然，令陈嘉庚先生耳目一新。在延安停留的九天八夜中，陈嘉庚先生与毛泽东共会谈四次，先后参观了延安第四军校、炼铁厂、印刷厂，详细了解当地商业经营、工业发展、风土民情等情况，亲身感受到了延安民主平等、军民团结的良好氛围，以及共产党人真挚热忱、克己奉公的精神品质。
感延安之精神，从反蒋到拥共
慰劳团结束行程后，陈嘉庚先生向社会各界人士汇报了沿途见闻，向世人传递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讯息，引起国民党当局强烈不满。1940年9月，陈嘉庚先生回到福建家乡，对当时闽政苛虐现象痛惜愤恨不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乡运动”。期间，陈嘉庚先生向蒋介石发了四封电报，三次电函主政福建的陈仪，要求改除闽省弊政，蒋介石、陈仪对之推诿应付，让陈嘉庚先生深感失望。中共中央南方局突破国民党的舆论钳制，通过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大公报》，在海内外掀起声援陈嘉庚先生的舆论浪潮。中国共产党为民请命的坚定立场，进一步增强了陈嘉庚先生对中共的信任和认同。
陈嘉庚先生返回南洋后，国民党当局煽动侨胞反对陈嘉庚先生，以动摇其华侨领袖地位。陈嘉庚先生通过张楚琨联系香港“八办”，希望得到帮助。受周恩来派遣的胡愈之等人以《南洋商报》为阵地，与南洋的“倒陈”势力展开争锋相对的舆论斗争，给予陈嘉庚先生大力支持。
从促成陈嘉庚先生回国慰劳、延安之行到协力开展救乡运动、发动舆论声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始终为维护陈嘉庚先生的海外侨领地位积极行动，一步步推动陈嘉庚先生由拥蒋、疑共，逐步向着反蒋、拥共的正义道路上转变。在1948年5月召开的东南亚侨团大会上，陈嘉庚先生代表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提出的建国主张，正式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与蒋介石政权划清界线，最终实现情感、思想、政治上的蜕变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