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树林：“张呼片”方言研究第一人

　　创作过程

　　民间采风自掏腰包

　　因为是土生土长的坝上人，郝树林本就会说当地方言。当地方言又分东路话和西路话，郝树林说的是东路话，恰好，郝树林的爱人说的是西路话。所以，方言搜集和整理从两个家庭开始了。

　　郝树林和爱人虽然每天都在说着方言，可是毕竟有些方言不常说忘记了，郝树林便决定回老家一趟，把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召集起来“说说话”。

　　于是，郝树林自己掏腰包买上烟酒茶糖、水果瓜子踏上了回乡的路。因为四舅曾是村干部，所以他准备请四舅帮这个忙，说明来意后，四舅替他挨家挨户去把老人们请到自己家炕头上，老人们围着炕桌，喝着茶，吃着“零嘴”聊了起来。

　　一聊就是整整四天。郝树林在旁边听着，也说合着，回忆起很多小时候说过的话，听过的话，他都用心记下，晚上老人们走了，他再根据发音一一分类记录。四天后，他满载而归。

　　而西路话，他全靠老丈人和丈母娘。老两口80多岁了，但头脑清楚，口齿伶俐。他将二老接到家里，好吃好喝地款待，没事就陪着老人聊天。几天后，西路话也被他记录在案。他的坚持感染了家里人，爱人和女儿每每听到没听过的话，马上就用笔记下来。

　　记者数了数他用于整理口外方言的笔记本，竟然多达20本，每本都按照发音分类，用汉语拼音和国际方言分别记录方言的声母、注音字母以及对应的普通话声母，也分别用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注释，最后还附有例字。

　　2010年，经过多年的搜集和整理，郝树林终于写成了《口外方言》，并印刷出版。而后，他又萌发了搜集整理“张呼片”中内蒙古方言的想法。此时，乌兰察布盟恰好也想出这样一本书，于是特别给他下了聘书，邀请他著书。于是他先后10次一个人坐长途汽车远赴乌兰察布盟，也就是内蒙古集宁市。

　　他去过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甚至为了更深入聆听方言，还去了建筑工地。深入到群众中采集方言是最好的方式，“虽然同为张呼片，可是坝上方言和内蒙古方言有很多不同，尽管内蒙古各个旗县方言搜集工作做得很好，可是我还是想深入到群众中去。为了和大家多聊会，我提上酒买上肉，和工人们同吃同住。”郝树林这样说。

　　经过两年的搜集整理，郝树林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完成了《乌兰察布方言》一书，并得到了乔全生教授的肯定和赏识，并为此书作序。

　　除了搜集整理过程需要奔波外，从用手写到电脑记录，郝树林也历尽千辛万苦。

　　郝树林和大多数坝上人一样，没事喜欢喝两口，量还不小，买最便宜的酒，每天的酒钱也要5元钱。郝树林为了买台电脑，硬是把喝了几十年的酒戒了，每天往箱子里放5块钱，一年多以后，打开箱子用里面的钱买了台电脑。

　　电脑有了，操作可难了。“快50岁的人了，从来没用过这东西，幸亏我会拼音，开始练起来‘一指禅’。”郝树林边说边用手指比划着。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打字不是问题了，可是记录方言，需要不断地更换各种符号，有数字、拼音、国际音标、各种特殊符号……因为工作起来没个点儿，到三更半夜那是常事，眼睛盯着屏幕经常疼痛，眼药水是他随身之物。一年除夕，他干得兴起，凌晨五点多，眼睛一下子疼得厉害，眼泪直往下掉。坏了！他急忙喊起老伴儿和女儿，大年初一赶着去了医院，一检查是急性结膜炎，结果一家人在医院过了个年。

　　著书立说

　　只为后人存留研究

　　对于“张呼片方言研究第一人”的称号，郝树林非常谦虚，他认为自己只是很努力地去做研究并且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一字一句都是认真推敲得来的。“在这个领域，我只是暂时领先，以后一定会有人赶上来。我也在尽我自己的力量为那些方言研究者创造条件。”

　　现在有的学者正在呼吁将方言纳入教学科目，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推广呢？

　　郝树林说，方言本身是有地方保护的，像上海方言、广东方言的地方保护意识很强，他们反倒是对普通话比较反感。而张呼片的环境不一样，方言的保护意识不强。推广普通话的初衷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不过就大方向而言，语言将来一定要统一，方言必然会消失。现在是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流通必然以普通话为基准，各说各的方言会很麻烦。近几年的方言节目都特别受老百姓喜欢，说明老百姓还是对地方文化感兴趣。因此，方言的消失不会那么快，是个漫长的过程。最后，他说自己著书立说，仅仅是因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会说也会注音，所以必须承担起这个使命，让方言存留下去，为的是让后人研究所用。

关键词：方言,地理,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