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2期 2013-08-15
  “替夫猎艳杀人案”涉案孕妇产下了男婴,白云江的父亲与谭蓓蓓双亲被请到县公安局,面对警方提出谁愿意收养孩子的一事,双方家属均拒绝。与此同时,胡依萱的母亲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精神陷入恍惚,整日以泪洗面、魂不守舍。谭蓓蓓的孩子出生后,有人提出,既然两家都不要这个孩子,是不是可以让胡永久夫妇收养?胡永久说:“虽然我们也很可怜这个孩子,但收养孩子不现实,我们在情感上没法接受。”人们讨论最多的两个方面是,1.拒养是不是帮助孕妇减刑的“阴谋”?2.社会到底该不该管这个孩子,怎么管? …[详细]
本个案折射的其实是个普遍性难题
拒养多半就是真没人愿意养孩子
  2009年,浙江有过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叫吴某的女子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她腹中怀着被她所杀男友的孩子。经过层层的特批,吴某的孩子在监狱等方面的帮助下出生了。可是男方家人不会要这个孩子,而她自己的家人也拒绝接收。按照监狱法,吴某不能在监狱中抚养这个孩子,作为重刑犯,她也没有在哺乳期“监外执行”的资格。最后,这起特殊案例在当地政府部门的过问下,得到了福利院的帮助。 …[详细]
这是许多人共同写照
吴某的事例和涉嫌为夫猎艳杀人的谭某共通性很大。根据刑法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界定,在法院审判前被羁押的怀孕妇女仍应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所以如果罪名成立,谭某也和吴某一样不会被判死,不过也不会在自由刑的量刑上因为是孕妇而被缩短刑期。这也就是说,这对夫妻的双方老人应该是真的拒绝抚养这个婴儿,不是如不少网友猜测的那样——这么做是为了让谭某因为孩子的抚养问题而得到减刑的机会。当然,也存在他们不懂法而确实这么认为的一点可能。
  综上,减刑阴谋说的确不存在基础。而无亲属愿意抚养涉案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绝非罕见的情况。一来,确实养个孩子在经费、精力等方面都是难事;二来,许多家庭都惧怕人们的“闲言碎语”,甚至有因为小孩的父母犯罪让自己受到“牵连”而对小孩发火的案例。 …[详细]
服刑人员子女面临着生存和成长困境
超9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获任何社会救助
  司法部曾经做过一次摸底调查。公布的结果是: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占在押犯总数的30%左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45.9%的监狱服刑人员表示,孩子目前的生活状况没有保障;25%的监狱服刑人员表示,对孩子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否有保障不清楚;不足30%的服刑人员认为孩子目前的生活状况处于有保障状态。 …[详细]
对服刑人员子女的照顾成了烫手山芋
 调查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辍学现象严重,辍学比例高达13.1%。其中户口在农村的辍学率最高,达16.1%。而且,在父母亲入狱后辍学的孩子占到总数的五分之四。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社会上流浪、乞讨的占总数的2.5%,而生活在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沦于更加贫弱的境地,更加不断地被社会边缘化,变得“弱者更弱”。 同时,未成年子女犯罪率远远高于全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率。为了慎重起见,司法部调查组在全国调查后,还专门到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对所有在押的未成年犯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父母一方或双方被判刑的未成年犯占全体的9%之多,印证了以上结论。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1/4的服刑人员对自己孩子是否有生活保障并不清楚;多达1/5的服刑人员因种种原因,不知道孩子现在的情况,更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陷入流浪或乞讨。  …[详细]
难题背后是社会介入的缺位
对未成人犯罪提供法律援助
  在社会工作中,有一个很出名的理论叫作“社会标签”理论。指的是一个人会对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有权力者)对自己的行为所下的定义作出反应,例如,如果我被称为坏孩子,而且被当作坏孩子对待,我会逐渐对此形成内心形象,而且按照他人对自己形象的模式定位去行为。可见,贴标签的过程反而增强了想要抑制的那种现象。 …[详细]
越被定义为“坏孩子”,越会按这个模式去发展行为
但是,人们很容易就表现出成见,中外皆如此。在相关新闻的跟帖中,有五千多人都赞成的一条是:“古代人不懂得遗传基因,所以有‘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有的人一出生就应该掐死他……”不少人都在跟帖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认为罪犯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几率很高,所以根本就不该管。的确有“犯罪遗传”一说,《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通过对在一起抚养的和分别抚养的单卵双胞胎进行了比较,科学家们发现,孩子品行障碍的遗传几率是41%,成年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遗传几率是28%。但是,犯罪是个复合因素,《牛津犯罪学指南》一书认为,“这说明犯罪的代际遗传可部分地归因于遗传因素”,也只是部分而已。可一旦给孩子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在风言风语中,缺乏关爱的孩子朝着“标签的偏见”去发展的几率就大了。国内外不同的研究都发现,这些孩子容易敏感而自卑,认同并用一些贬义化的词语来描绘自己。
  所以,在德国等国家,对服刑人员子女的关爱都显示在整体的“儿童福利立法”中,并没有单独地说服刑人员的子女应该怎么办。即使不得不剥夺服刑人员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权,也是把他们送到综合性儿童福利机构,而不是单独的为服刑人员子女开办的收容所。总... …[详细]
社会介入有学问
营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通常,说到服刑人员子女的抚养困境,人们都会强调“国家监护人”制度的建设,也就是由国家负起责任,兴办福利机构来供养、监护这些未成年人。而司法部的统计是,全国目前大约有近6万个服刑人员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发生事实上的丧失或者缺损,他们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受到严重的威胁。 …[详细]
“国家监护”可以是多样化的
全国有子女的服刑人员是46万人。尽管这个数字没有以家庭计,不过也可以判断出,大部分的服刑人员子女还是有家庭、有监护人管的。问题在于,这些家庭常常受到歧视,有的因为经济支柱成员入狱而陷入危机。这就需要外界,特别是社区的关怀,否则就会迈向孩子完全被放弃的状态。像是在英国,就有不少的关爱服刑人员家庭成员的非营利组织。在国内外,许多人的一个误区都是应该瞒着未成年人家人入狱的事实,而研究发现,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向孩子坦白反倒是必要的,因为孩子在被歧视等情况下“被真相”往往对其伤害更大。非营利组织、社工就会向服刑人员家庭提供这些专业信息和帮助,让他们可以面对和处理。另有研究显示,如果服刑人员和子女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一个“爸爸说故事”计划,这个从英国兴起的活动由社工帮助高墙内的父亲录制儿童故事,再寄回家每晚放给孩子听,营造出父亲在陪孩子成长的氛围,很受欢迎。事实上,在我国司法部调查中,一半以上的服刑人员最牵挂的也是孩子而非父母或者配偶等亲属。可惜的是,目前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跨省市“异地”服刑,和子女的“相见难”存在众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比如路途遥远、旅... …[详细]
减少成见,提供支持是非常重要
对于因为父母服刑而得不到监护或者监护名存实亡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就有必要了。可是福利机构不一定非要是官办的。国内学者都喜欢以美国的“星星共同体”举例,这个组织救助对象三分之二都是父母在服刑的,每增加一个这样的孩子,政府就会给一大半补贴,另外不足的部分靠社会救助,机构总裁认为,一方面向政府要钱,因为替政府管理教化这些孩子,使孩子出去以后犯罪比例降低;另一方面向公众募捐,因为他们在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一般情况下,这样其实比官办的福利机构效率更高、服务更好。而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办的一些相关福利机构在资金上捉襟见肘。
  谭某产子虽然属于比较极端、特殊的情况,但是也反应了许多涉案服刑人员子女抚养的共性问题。普通人能够做的是尽量减少对这些孩子的偏见。“孩子是无辜的”不是一句空话、笑话,而因为偏见和制度建设问题,往往还滋生出一些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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