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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养多半就是真没人愿意养孩子 |
| 2009年，浙江有过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叫吴某的女子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她腹中怀着被她所杀男友的孩子。经过层层的特批，吴某的孩子在监狱等方面的帮助下出生了。可是男方家人不会要这个孩子，而她自己的家人也拒绝接收。按照监狱法，吴某不能在监狱中抚养这个孩子，作为重刑犯，她也没有在哺乳期“监外执行”的资格。最后，这起特殊案例在当地政府部门的过问下，得到了福利院的帮助。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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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许多人共同写照 |
吴某的事例和涉嫌为夫猎艳杀人的谭某共通性很大。根据刑法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界定，在法院审判前被羁押的怀孕妇女仍应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所以如果罪名成立，谭某也和吴某一样不会被判死，不过也不会在自由刑的量刑上因为是孕妇而被缩短刑期。这也就是说，这对夫妻的双方老人应该是真的拒绝抚养这个婴儿，不是如不少网友猜测的那样——这么做是为了让谭某因为孩子的抚养问题而得到减刑的机会。当然，也存在他们不懂法而确实这么认为的一点可能。
综上，减刑阴谋说的确不存在基础。而无亲属愿意抚养涉案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绝非罕见的情况。一来，确实养个孩子在经费、精力等方面都是难事；二来，许多家庭都惧怕人们的“闲言碎语”，甚至有因为小孩的父母犯罪让自己受到“牵连”而对小孩发火的案例。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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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9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获任何社会救助 |
| 司法部曾经做过一次摸底调查。公布的结果是：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近46万人，占在押犯总数的30%左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45.9%的监狱服刑人员表示，孩子目前的生活状况没有保障；25%的监狱服刑人员表示，对孩子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否有保障不清楚；不足30%的服刑人员认为孩子目前的生活状况处于有保障状态。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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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服刑人员子女的照顾成了烫手山芋 |
调查显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辍学现象严重，辍学比例高达13.1%。其中户口在农村的辍学率最高，达16.1%。而且，在父母亲入狱后辍学的孩子占到总数的五分之四。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社会上流浪、乞讨的占总数的2.5%，而生活在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沦于更加贫弱的境地，更加不断地被社会边缘化，变得“弱者更弱”。
同时，未成年子女犯罪率远远高于全社会未成年人犯罪率。为了慎重起见，司法部调查组在全国调查后，还专门到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对所有在押的未成年犯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父母一方或双方被判刑的未成年犯占全体的9%之多，印证了以上结论。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1／4的服刑人员对自己孩子是否有生活保障并不清楚；多达1／5的服刑人员因种种原因，不知道孩子现在的情况，更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陷入流浪或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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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成人犯罪提供法律援助 |
| 在社会工作中，有一个很出名的理论叫作“社会标签”理论。指的是一个人会对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有权力者）对自己的行为所下的定义作出反应，例如，如果我被称为坏孩子，而且被当作坏孩子对待，我会逐渐对此形成内心形象，而且按照他人对自己形象的模式定位去行为。可见，贴标签的过程反而增强了想要抑制的那种现象。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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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被定义为“坏孩子”，越会按这个模式去发展行为 |
但是，人们很容易就表现出成见，中外皆如此。在相关新闻的跟帖中，有五千多人都赞成的一条是：“古代人不懂得遗传基因，所以有‘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有的人一出生就应该掐死他……”不少人都在跟帖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认为罪犯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几率很高，所以根本就不该管。的确有“犯罪遗传”一说，《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通过对在一起抚养的和分别抚养的单卵双胞胎进行了比较，科学家们发现，孩子品行障碍的遗传几率是41%，成年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遗传几率是28%。但是，犯罪是个复合因素，《牛津犯罪学指南》一书认为，“这说明犯罪的代际遗传可部分地归因于遗传因素”，也只是部分而已。可一旦给孩子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在风言风语中，缺乏关爱的孩子朝着“标签的偏见”去发展的几率就大了。国内外不同的研究都发现，这些孩子容易敏感而自卑，认同并用一些贬义化的词语来描绘自己。
所以，在德国等国家，对服刑人员子女的关爱都显示在整体的“儿童福利立法”中，并没有单独地说服刑人员的子女应该怎么办。即使不得不剥夺服刑人员对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权，也是把他们送到综合性儿童福利机构，而不是单独的为服刑人员子女开办的收容所。总...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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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 |
| 通常，说到服刑人员子女的抚养困境，人们都会强调“国家监护人”制度的建设，也就是由国家负起责任，兴办福利机构来供养、监护这些未成年人。而司法部的统计是，全国目前大约有近6万个服刑人员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发生事实上的丧失或者缺损，他们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受到严重的威胁。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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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监护”可以是多样化的 |
| 全国有子女的服刑人员是46万人。尽管这个数字没有以家庭计，不过也可以判断出，大部分的服刑人员子女还是有家庭、有监护人管的。问题在于，这些家庭常常受到歧视，有的因为经济支柱成员入狱而陷入危机。这就需要外界，特别是社区的关怀，否则就会迈向孩子完全被放弃的状态。像是在英国，就有不少的关爱服刑人员家庭成员的非营利组织。在国内外，许多人的一个误区都是应该瞒着未成年人家人入狱的事实，而研究发现，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向孩子坦白反倒是必要的，因为孩子在被歧视等情况下“被真相”往往对其伤害更大。非营利组织、社工就会向服刑人员家庭提供这些专业信息和帮助，让他们可以面对和处理。另有研究显示，如果服刑人员和子女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一个“爸爸说故事”计划，这个从英国兴起的活动由社工帮助高墙内的父亲录制儿童故事，再寄回家每晚放给孩子听，营造出父亲在陪孩子成长的氛围，很受欢迎。事实上，在我国司法部调查中，一半以上的服刑人员最牵挂的也是孩子而非父母或者配偶等亲属。可惜的是，目前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跨省市“异地”服刑，和子女的“相见难”存在众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比如路途遥远、旅...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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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成见，提供支持是非常重要 |
对于因为父母服刑而得不到监护或者监护名存实亡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就有必要了。可是福利机构不一定非要是官办的。国内学者都喜欢以美国的“星星共同体”举例，这个组织救助对象三分之二都是父母在服刑的，每增加一个这样的孩子，政府就会给一大半补贴，另外不足的部分靠社会救助，机构总裁认为，一方面向政府要钱，因为替政府管理教化这些孩子，使孩子出去以后犯罪比例降低；另一方面向公众募捐，因为他们在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一般情况下，这样其实比官办的福利机构效率更高、服务更好。而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办的一些相关福利机构在资金上捉襟见肘。
谭某产子虽然属于比较极端、特殊的情况，但是也反应了许多涉案服刑人员子女抚养的共性问题。普通人能够做的是尽量减少对这些孩子的偏见。“孩子是无辜的”不是一句空话、笑话，而因为偏见和制度建设问题，往往还滋生出一些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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