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大哥“五心”为群众，当事人含泪忆“亲人”

　　2019年1月9日，高瑞奎“头七”。这一天，我们再次来到他工作过的地方，走近他的同事、朋友、调解案件当事人。清官难断家务事，人民调解员面对的大多是些家长里短的琐事，事难断、理难讲、情难说。调解过程中，他们被拒之门外或恶语相加都是常事，调解多次甚至很多年没有结果也是常有的事。在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高瑞奎总结出了“五心”调解法。几天来，记者走访了多位高瑞奎的同事、朋友以及调解案件当事人，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个个难忘的细节，无不体现着高瑞奎“五心”调解法的哲理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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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会组织学习高瑞奎精神

　　1月8日上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邢国辉专程到正定县，看望慰问高瑞奎同志的家属，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高瑞奎同志有关事迹汇报。民主街村村委会主任王秀珍当天参加了这次座谈会。9日一大早，她就组织民主街村“村支两委”成员学习邢国辉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王秀珍拿出笔记本，把自己参加座谈会记录的内容一条一条念给其他人听：“邢书记指示我们，要学习高瑞奎同志43年如一日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精神，学习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作为同村人，大家对高瑞奎再熟悉不过了。在他们心里，高瑞奎是民主街村的光荣和骄傲，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高瑞奎生前使用过的证件都整齐地挂在墙壁上。

　　74岁的袁晓林，1974年至2006年间，一直担任民主街村村委会主任。当年高瑞奎是治保主任，两人一起工作了30多年。“老高是做调解工作的，自打他担任村治保主任那会儿就是这样，村里的大小纠纷都是他处理，总能处理得妥妥的。”袁晓林回忆，高瑞奎当治保主任那些年，有责任、有担当，逢年过节主动值班，深夜带领巡防队员走街串巷，为乡亲们办了不少实事。

　　袁晓林曾与高瑞奎一同共事30多年。

　　王秀珍说，村委会一定会把高瑞奎的精神发扬光大，为全村93户358人好好服务。这时，一个声音说道：“老高走了，现在是3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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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俩寒冬做锦旗表谢意

　　1月9日10时许，刘利国开着电动三轮车，载着老伴何凤书，花了40多分钟，从西洋村赶到正定县城。冬日的寒风中，何凤书拄着拐杖，刘利国搀扶着她，两人在正定小商品市场附近转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一家制作锦旗的店。

　　正定县民主街村委会干部学习1月8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邢国辉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何凤书的事儿，就是高瑞奎生前调解的最后一起纠纷。何凤书在上班途中摔伤，用人单位支付部分费用后，就推脱不管了。经高瑞奎和苏小虎调解后，用人单位答应再支付3万余元医药费。1月8日下午，刘利国从用人单位那里拿到了3万余元的支票。

　　刘利国夫妇是高瑞奎生前调解的最后一起纠纷当事人。他们来到城里特意为调委会制作锦旗。

　　9日12时许，记者在小商品市场见到他们时，刘利国刚从做锦旗的店里出来。何凤书腿脚不便，很少出门，但这次她执意跟老伴一起出来，“帮大哥高瑞奎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却匆匆地走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只能给正定‘调委会’送一面锦旗，表达一份心意。”刘利国指了指老伴的拐杖说，老伴的右腿里还有钢板，现在拿到了医药费，他们准备开春后做二次手术，取出钢板。何凤书对未来充满憧憬：“等我的腿好了，还想出来再找点活儿干，减轻老伴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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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寻高瑞奎的“五心”调解法

　　高瑞奎总结的“五心”调解法是：有耐心、有真心、有热心、有恒心、有决心。众多案例和细节，处处体现着“五心”的内涵和精华。

　　有耐心

　　当事人多烦叨都不能急躁

　　王秀珍，是正定镇民主街村委会主任。“帮大哥”高瑞奎则在民主街村委会治保主任一职上干了30年。提起高瑞奎，王秀珍一脸悲痛。“他临走的前一天晚上，还在村委会为村里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出主意。当晚在办公室我向他求教，直到深夜11点才回家。”王秀珍说。

　　高瑞奎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王秀珍告诉记者，在高瑞奎去世的头一天晚上，高瑞奎就坐在她的对面，一同讨论有关会议的内容，一直到深夜。

　　打开王秀珍的手机，记者发现手机上没了高瑞奎的名字，王秀珍熟练地按下号码，她跟高瑞奎的通话记录出现在屏幕上。屏幕上显示，1月3日零点后，高瑞奎还不断和王秀珍通话。1点多、2点多、3点多，直到最后一次通话是凌晨4点多。王秀珍说：“夜里老高一直在为工作的事有新想法和我说，最后他让我3日下午4点半再来找他谈谈，可是我3日没等到他的指点，却等来了噩耗。”其实说起高瑞奎，她除了同事之谊，更多的是对当初老高为她娘家调解的感恩。

　　“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我弟弟和母亲俩人产生了矛盾。当时家里的事我说也没用，老高听说后主动上门调解。”王秀珍说，那时弟弟住前院，母亲住后院。老高跑了前院跑后院，好话说了许多，但弟弟和母亲都认为他偏向对方，都骂他，不给他好脸色。他两边不讨好，可他依然继续劝说。“他就是那样一个热心肠，天天上门，调解至少几十次，最终让我弟弟和母亲圆满和解。”王秀珍说，得知老高倒下的消息，她第一个赶到老高家，至今心里接受不了高瑞奎离开的事实。“删电话就是不想看到他的名字，看到就想，那晚一直在为工作打电话，我现在还总下意识看手机，想着他电话会打过来，可他的电话再也接不着了……”

　　有真心

　　真心实意为当事人着想

　　高瑞奎的办公室里挂着好几面锦旗，其中一面写的是“心系劳工，以人为本”，送锦旗的人名为孙贵根。高瑞奎的搭档苏小虎讲述了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孙贵根是张家口人，在正定打零工。2018年，他给正定一家个人开的塑料厂卸货。成捆的塑料布，每卸一吨能挣15元钱。有一次，他正卸货时，一捆塑料布砸到他身上，造成他锁骨骨折。孙贵根花了四万多元医药费，而塑料厂支付几千元钱后就再也不管了。无奈之下，孙贵根找到了高瑞奎。

　　高瑞奎找到塑料厂的负责人，给他讲道理：“人家给你干活受了伤，虽然没有签劳动合同，但雇佣关系成立，你就得担责任；人家是外地人，又是弱势群体，而咱们是本地人，你应该照顾人家……”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两个来月的时间里，高瑞奎往塑料厂负责人的家里跑了好几次，终于调解成功。对方答应再支付给孙贵根3万元医药费。“老孙一个外地人，大老远来咱正定打工，如果我给他调解不成，他就只能打官司。不光诉讼费对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时间上他也耗不起啊！”事后，高瑞奎曾对苏小虎说，再难，也得帮孙贵根解决问题。

　　2009年至2014年，高瑞奎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道《非常帮助》栏目的“帮大哥”，经他手调解的案件，至少有两千起。在该栏目组副制片人田振江眼中，高瑞奎对调解工作不只是热爱，而是挚爱。高瑞奎给人调解从不和稀泥，而是把当事人当成自家人，真着急、真生气、动真情。高瑞奎最接受不了不孝敬父母的事情，比如六七个子女都不赡养父母，儿女住着小楼父母却住在塑料布搭成的窝棚里等等。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即使调解成功了，高瑞奎在返回的路上也总是一言不发，自己生闷气，陷在调解当事人的人生里“出不来”。

　　有热心

　　不能拉一张高高在上的冷脸搞调解

　　田振江对这样一件事印象深刻。有一家的儿子去世了，两三年后儿媳想要改嫁，却与公婆因财产问题闹起了矛盾。砸门、砸玻璃、在墙上掏窟窿的事儿都干出来了，矛盾激化，一触即发，甚至在帮大哥调解现场都差点儿动起手来。那次，高瑞奎以他在群众中颇高的威望先镇住了场面，然后把双方分开调解。

　　面对这样的“硬茬儿”，村里乡亲们都觉得不可能调解成功。高瑞奎不去先入为主地批判谁，而是充分尊重每一方的想法，先站在这一方的角度上理解他、替他着想。就这样，高瑞奎在公婆和儿媳这两方来来回回跑了十多次之后，终于促使双方达成和解。“来，喊声爹、妈！”高瑞奎一句话，一个真心的笑容，融化了双方心中最后一块坚冰。儿媳亲热地喊了公婆：“爸、妈”，多年的矛盾得以释怀。

　　74岁的孙阳(化名)是正定镇居民，2018年请高瑞奎作见证，帮助96岁的老母亲立遗嘱。当时，高瑞奎得知老人年龄大了，就和另外几名调解员、证明人带着录音、录像设备上门服务，让孙阳很受感动。“帮大哥高瑞奎热心肠，说话特别和气，可惜这么早就走了……”

　　有恒心

　　一次不成两次……

　　在高瑞奎所在民主街村，有两户人家因一块地发生纠纷十余年，矛盾甚至传了三代人。2019年1月9日，50岁的牟玉海来到民主街村委会，看着他家的恩人高瑞奎生前工作的地方，泪流满面。“当年是高大伯解决了我们邻里十几年的矛盾，他去世后那几天我在元氏干活儿，现在终于能回来看看他了……”牟玉海说。

　　牟玉海和邻居小亮家的矛盾缘于一块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家里跟饮食公司协议换了一块地。可这块地原来是邻居家的，邻居家也跟饮食公司有协议。等我们换到这块地时，邻居家不愿意了，他们没找饮食公司，却和我们家杠上了，后来我们两家将这事闹到法院，一直争论了十来年，甚至见面互相不搭理。”牟玉海说。

　　1995年，高瑞奎得知消息，主动上门为两家调解。“帮大哥”出的主意，两家却不认可。于是高瑞奎一趟趟奔走在两家之间，你家条件说完，他给对方递话；对方有啥要求，他再返回来沟通。“我记得他当时说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远亲不如近邻，让我们都让一步。直到1998年，高大伯用了三年多时间给我们解决了问题，又陪我们一起做了公证，这件事圆满解决让媳妇爷爷特别感激。”牟玉海说。

　　牟玉海感慨，在那三年多时间里，高大伯真的是为他们两家的事跑了很多次。这里“很多次”真的是很多次，有时一天两三趟，真的数不清为此主动上门跑了多少回。“如果高大伯能听见，我还是想由衷地向他说一声‘感谢’。”牟玉海说。

　　有决心

　　调解不成不罢休

　　2015年7月，高瑞奎加盟石家庄电视台生活频道《调和》栏目，任“首席和事佬”。王丽，是《调和》栏目一名编导，多次和高瑞奎一起为百姓排忧解难。2019年1月9日，在单位忙碌的王丽追忆起与高瑞奎共同工作的日子，说：“每次调解完，我们都会和‘高大伯’说‘明天见’，可这一次，再没有明天……”

　　在这儿，所有人都喜欢和高大伯一起工作。“他经验丰富，阅历多，对遇上的各类情况都能见招拆招。当事人一见到他，好像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王丽说，所以栏目的五六名编导和高大伯配合时都很开心。

　　虽然和高瑞奎一起做节目不是很多，但王丽印象中，高大伯工作时精神很足。71岁的他每次出门都随身带一个挎包，里面有一支笔和一个本。每一次调解，他都会将情况记录下来。“我问他，当事人情况栏目本身有记录，出发前也都和他说过，为何过后还要再记录？高大伯告诉我，记下来是为了今后有什么变故，他好做后续帮助，当留个回访档案。”王丽感慨说，没人要求他这么做，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不是把这事当工作，而是真正把人民的困难装在心里。

　　王丽至今还记得一次调解。栏目组前往行唐县给求助人解决矛盾，可天都黑了，事情还没有解决。有人说要不先回去，明天再来，今天太晚了。“可高大伯却坚持说：‘已经到这儿了，为何不再多坚持试一试，看有什么办法能给他们解决好问题。’这个事，在高大伯坚持的态度下，当天就解决了。从县里赶回来已是满天星斗，我们年轻人感觉很累，他年纪大了，按说应该感觉更劳累，可他一脸高兴。”王丽说，高大伯这种调解不成不罢休的决心给了她力量。

　　三年半间，高瑞奎在《调和》共录制了600余期节目，解决了近600起矛盾，调解成功率高达98.6%。在栏目组，大家都把他当做传奇。“高大伯”的离去，让这些媒体人感到突然，就像突然失去了亲人。他们伤痛，他们缅怀。

　　4

　　记者手记

　　“五心”即为“一心”

　　43年间，高瑞奎调解的近万起矛盾纠纷中，无一不渗透着“五心”调解法的智慧光芒。作为一种工作方法，“五心”调解法兼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可学习、能借鉴。高瑞奎98.6%的调解成功率，也足以证明这种工作法的卓有成效。

　　但或许只有调解员才能体会到，要做到这“五心”有多难。这意味着调解员要一次次鼓足勇气，敲开当事人家紧闭的大门；要一次次牺牲自尊，面对对方的冷言冷语却依旧笑脸相对；要一次次绞尽脑汁，在“法”“理”“情”的纠缠中理出头绪、找到出口……

　　“五心”是多年经验与教训的淬炼，是情与理的真谛。

　　高瑞奎为什么能做到？因为他深知，调解一起矛盾，就消灭一个人的怒气怨气，能成全一个家庭的幸福；化解一起纠纷，就减少一起刑事案件的隐患，能为社会添一分安宁。他心里装的是百姓，是家家户户的美满，是全社会的和谐——“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失业，社会上不再需要调解员……”

　　这“五心”实为一心：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文/记者南开宇苗静图/张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