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以来，历代皇帝都很重视保密，如武则天首创科举考试糊名法，元世祖忽必烈“大臣有密奏，辄屏左右”，明孝宗召对大臣，“宦侍必退去百余武，非惟不使之预，亦且不使之闻”。但要论深谙保密之道，则以清代皇帝为翘楚。
清朝诸帝将机密性（“密”）作为施政三大信条之一（另外两个为“勤”与“速”），并以此自许。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首创并力行的奏折、秘密立储等保密制度更是影响深远。与祖父和父亲相比，36岁即位、在位25年的嘉庆帝在保密问题上恪守祖训，不敢怠慢。即位不久，就针对乾隆晚年和珅专权造成的保密纪律松弛问题，严禁臣下上奏折关会军机大臣，政风为之一肃。但这些不过是拨乱反正恢复旧制，谈不上什么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嘉庆九年（1804年）在处理初彭龄泄密案时，嘉庆帝对泄密罪的认定提出一些重要观点。此案影响较大，不仅在《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清史稿》中有详细记载，嘉庆帝谕旨还收入《大清会典事例·吏部》，作为以后可以照此办理的一条处分则例。
该案案情比较简单。初彭龄时任户部右侍郎、署吏部左侍郎，他向皇帝告发湖广总督吴熊光受贿。经查无实据，追问其消息来源，初彭龄解释这是听湖北巡抚高杞说的。高杞一看情况不好，为求自保，就举报初彭龄泄密，把皇帝单独召见时说的一些话告诉他。事发后，群臣认为，初彭龄所为触犯奏事不实律和漏泄机密重事律两个罪名，拟处死刑（斩监候）。嘉庆帝认为定罪过重，发布了一篇较长的谕旨，严厉批评有关官员拟罪“过当”。嘉庆帝首先明确提出，是否泄密要“按事之大小，以定罪名轻重”。皇帝召见臣下，所降谕旨“均不可视为泛常”，但要定泄密罪，则要看其所透露的信息“究属何事，关系何项紧要机宜”，方可照漏泄机密重务拟罪。但初彭龄透露的不过是嘉庆打算派遣全保、汪志伊查办吴光熊案，虽然也比较敏感，但说不上“重大”。按照大清律漏泄常事律，加重处罚，也不过发配充军，怎么可以援用近侍官员泄密律，处以死刑？再说，泄漏普通机密就予处斩，那么真正泄漏军国机密的，又当如何治罪？用现在话说，嘉庆帝认为给初彭龄的定罪量刑不仅适用法律错误，也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此外，嘉庆帝还指出：“现在与议诸大臣中，皆常经召对之人，试各扪心自问，岂尽守口如瓶，毫无漏泄？设有一二传播之言，被人指摘，若俱照此例办理，既于政体有乖，亦甚非诸臣之福也。”意思是说，各位参与讨论定罪的大臣们，难免也会犯下类似过错，如果都照此例办理，不仅违背法律规定，也对自己不利。
不难发现，即使以现代法学标准，嘉庆帝意见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强调依据大清律定罪，值得肯定。但也有人提出，这个案子有一些特殊背景，嘉庆帝是偏爱初彭龄，搞因人执法，不宜过高评价。因为初彭龄当时查办官员贪污渎职案件，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20多年间，初彭龄办过大大小小的案子有20多件，得罪了许多人。所以此次虽然泄漏的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被人抓住，想借机搞垮他。嘉庆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要保护初彭龄。但即使如此，就事论事，群臣商量的处理意见确实过分，而嘉庆帝的处理堪称英明。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清代皇帝亲自过问泄密案并非个例，而且后果多很严重，甚至牵涉到一些部门裁撤和制度改革。比如康熙年间起居注官员泄密案。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二月，两江总督提出免除江南旧欠钱粮的建议，康熙帝口头表示同意，但不久，因为西北策妄阿拉布坦蠢蠢欲动，边事紧急，钱粮支用浩繁，康熙帝改变初衷，决定仍按年征收。就在此时，起居注官员陈璋私自抄出康熙帝此前同意减免的谕旨。消息传出，震惊大小官员和江南士绅，给人留下康熙帝言而无信的坏印象。康熙帝十分愠怒。经过1年考虑，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一月正式裁撤起居注衙门。又如雍正年间的程如丝案。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刑部奉旨将在押的原四川按察使程如丝“就地正法”，可就在刑部公文到川前五六日，程如丝突然自杀，显然是预先得到消息。经四川巡抚宪德查核，原来是邸报小抄泄密。此次事件后，清廷除按律处置有关人员之外，还特地下令，各省提塘（负责送递公文的官员）抄发本章，有应密之事，必俟科抄到部十日之后，方许抄发。如有邸报先于部文者，该督抚将提塘参处。再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太监高云从泄密案。高云从是内廷负责奏折收发的一名宦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将皇帝一些朱批的内容透露给军机大臣于敏中等高级官员。案发后，乾隆帝大怒，当即下令将高云从斩首示众，与高云从有关系者各予严惩，同时改革奏折收发制度，杜绝泄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