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兵压境，重点进攻延安，延安局势极其危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转战陕北。
其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留陕北指挥全国爱国自卫战争，行使党中央、中央军委权力指挥全国革命战争。周恩来实际负总参谋长责任，亲自抓情报的保密和敌人密码的破译工作，并制定了周详的管理办法，在电台保密、文档保密等方面屡有所成，使全党全军能够在红色电波中安全而准确地接收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扎实基础。
以守为攻 出其不意
在中央撤离延安之前，周恩来就已经开始主抓隐蔽战线工作。1947年3月7日，周恩来要原中央军委第三局（通信局）局长王诤、原中央城工部秘书处处长童小鹏，以及主管蒋管区秘密电台的原中央社会部秘书长罗青长连夜去见他，亲自部署在撤离延安后党中央同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的电台通信联系。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指定童小鹏和罗青长组织一个联合秘书处，童小鹏任处长，罗青长任副处长，从中央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于3月9日晚上开始独立行动，每天保持同蒋管区电台的密切联系，将中央指示及时传达有关党组织，并将蒋管区的情况及时转报中央。
此外，他还要求中央办公厅和军委三局派来的机要人员和电台都来“报到”。中央机要处派科长邹群带了10来个译电员，军委三局派台长刘富龙也带了报务、机务员10来人。童小鹏等用一辆骡马大车拉上电台设备，按计划经过子长瓦窑堡、绥德，经碛口东渡黄河，于3月下旬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的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在组织中央撤离期间，周恩来还指示当时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曾三将几十箱不得不转移的重要机密文件、材料送到了晋绥，由贺龙安排隐蔽。
就这样，在紧锣密鼓却又“片纸不留”的安排下，毛泽东、周恩来从容地离开了延安，并很快抵达清涧县徐家沟。而胡宗南虽然占领了延安，却没有寻得我党我军的一丝有用情报。
当时，国民党方面收罗了日军、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大批专家和研究人员，在南京和各战略地区都部署了专门针对我党我军的无线电侦测机构和密码破译机构，采用日式、美式以及苏式的先进无线电侦测仪器装备，千方百计探查我党中央首脑机关及我军各级指挥机构的位置、行踪、作战意图、兵力部署等。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战争初期，由于我军个别机要人员违反工作纪律，致使我豫西部队的密码一度被敌侦破；华东野战军总部电台也曾被敌侦测判定，致使其总部屡遭敌机轰炸。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任弼时亲自研究了战时无线电通信保障和密码的保密问题，并审定了各种应急方案，严令各级军政首长亲自负责相关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强化制度建设的同时，周恩来还事无巨细地抓保密通信，指导我党我军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反侦察”斗争。
比如，3月20日，获悉国民党有侦测我军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下令，让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使敌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
3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对付敌人无线电测向设备的指示，其中提到，国民党军队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分为固定及移动测量两种。其中，设在南京、上海、徐州、郑州、济南、西安、北平、长春等较远距离处固定测量设备对我军电台的侦察较准确；敌军可设在飞机、汽车上的移动测量设备容易检测到我军的近距离电台；但这些设备不易辨别电波弱的小电台。为迷惑敌人，周恩来建议我军在作战前及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作战命令等，或者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等原来用的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发报，然后转拍至大电台代转。
此外，周恩来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还指示中央机要处由两部电台相距60华里的距离，轮换交替着搞通信、报务。他特别对秘书交待，检查电台联络和电报的收发情况，并随时向他报告。
扭转乾坤 攻其不备
只争朝夕。到1947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刚刚一年，整个战局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刘邓大军12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19日，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结束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转入内线反攻，原“陕北情况甚为困难”的形势陡然好转。
全国性的反攻正蓄势待发，更需我情报侦察、保密工作相互配合。但在隐蔽战线斗争中，敌人因战事节节败退，警惕性日益提高，保密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尤其是其密码编制、电台控制的漏洞较前减少，使我侦察工作变得困难，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此外，在我党我军内部，保密工作实际上也有所松懈，造成了不少损失，比如被西北野战军俘虏后又逃回去的胡宗南士兵，竟然知道我军能猜译胡宗南的通报密码，这严重影响了我军的情报保密工作。
就在敌我情报斗争异常紧张激烈之际，随中央机关已转移至佳县的周恩来，于9月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重申情报保密办法的电文，并电告各中央局、各野战军负责人，以及朱德、刘少奇、杨尚昆、李克农。电文具体规定了密件销毁、伪装或代码传递、密件限人传阅、电话防窃听、新闻保密办法等一系列工作原则。具体说来，电文要求：中央军委一、二局（或二科、七科）本身要保持严格机密性，非工作关系严禁讨论工作内容。各中央局及司令部在传阅原文时必须限人限时，由机要参谋（或秘书）负责传送，不得积压停留，严防失落；向下级发命令或指示时严禁叙述原文；电话来往全部用代号，严禁提到敌情来源；机密通话时命令电话员回避；机要人员按期检查保存的文件并负责焚毁。各级情报部门所获的机密情报，也要按上面这些原则处理。
从那一年的9月底开始，周恩来与协助周恩来主管电讯联络、密码通信工作的任弼时召集戴镜元、王诤、李质忠以及童小鹏、罗青长等开展缜密的研究，最终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据史料记载，他们每天下午3时到8时几乎都在讨论相关工作，连续研究了30多天。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不仅带头严肃了保密纪律和规矩，更在实践中扭转了隐蔽战线的局势，使我方充盈了力量。为了扫除侵入陕北腹地的国民党部队，解除西北野战军南征西进的后顾之忧，彭德怀集中主力发起延清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周恩来命令我野战部队的电台联络实行伪装，使敌人摸不清去向。胡宗南根据测向侦察判定我军主力不在清涧方向，故而掉以轻心。战役结束时，我军攻克延川、延长和清涧等城，全歼敌整编第七十六师8000余人，活捉敌军中将师长廖昂。同时，我军还缴获了敌人的测向台，并迅即利用被俘人员和机器，建立了我们的测向工作。
保卫延安 走向全国
在这场人民的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仅在地面战场打了大败仗，在空中的电讯和密码斗争这条隐蔽战线同样也打了一个大败仗。
1948年3月，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3日，宜川战役结束，西北野战军粉碎胡宗南阻止其南进的企图，获得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15日，东北冬季攻势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8个师并争取1个师起义，收复城市18座，压缩东北国民党军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此时，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
但隐蔽战线上的情况却依然不容乐观。国民党方面力图挽救败局，就密码通信采取了新的保密措施，密码质量日益提高。据统计，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密码乱数达两万组，而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队密码乱数甚至达10万组。国民党使用密码本的方法也更加科学，渐渐趋向于“一报一密、无限乱数”，这对我党我军的侦察破译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对此，周恩来特别指出，在密码技术上，“不管敌人如何精益求精，他制度中的内在矛盾及工作中的漏洞是敌人无可挽救的致命伤，故二局工作之有前途是肯定的”。
随后，他马上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加强对敌电报密码破译工作的指示，将敌军密码质量提高的情况电告各军区、野战军首长及参谋长。为给军委二局工作提供多方面帮助配合，他在指示中特别规定：各野战军参谋长在每一战役前要指定专人到前线尽力收集敌军一切密码底本、乱数表及来往电文、报告、命令、文件、图表乃至电台、测向台等。收集品统一上送军委二局系统。对中央军委二局系统要绝对保障其安全，机要人员亦应如此。各军区或野战军参谋长要把可靠并有用的情报，批交军委二局参考。
在全党全军重视保密、重视情报的大基调中，我隐蔽战线终于克服万难、赢得胜利。回忆起这段过往，陈毅、粟裕多次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
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周恩来在事关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危、事关解放战争成败的电讯和密码斗争中，做出了鲜为人知的伟大贡献。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我方不断侦得所需之情报，敌人始终未能获得我核心秘密，摸不清楚党中央和各野战军司令部的确切地址，从而使我军在与国民党进行的秘密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