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上，有一个特殊的机构，它成立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它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所建立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在保卫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各项工作的安全，争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它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个特殊的机构正是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诞生于危难之际，是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是党在特殊时期的“执法队”，更是党中央的“护卫队”。它为党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
应运而生的神秘组织
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之际，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蒋汪合流反共。蒋介石强化警察机关，建立并发展特务组织，残酷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迫使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转入地下活动。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开展情报保卫工作，没有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我党随时都会遭到各种敌人的袭击。1927年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了军委特务工作处，11月，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党的第一个专门情报保卫机构应运而生。
中央特科的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新成立的中央特科继承了武汉时期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传统，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组织机构，下设一科总务科、二科情报科、三科行动科、四科交通科。
战斗力超强的精干四科
总务科由原来专为党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改设，主要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负责同志以及亲属的安抚工作，科长为洪扬生，顾顺章叛变后由欧阳钦担任。总务科在中央特科成立之初，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人安排住处、购买和储存武器、租家具、做生意、找铺保、组织营救、布置开会场所、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情报科主要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是名副其实的插入敌人心脏的“利刃”，科长为陈赓。情报科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打进去”“拉出来”战术，就是直指敌人要害，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关系。周恩来认为“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进行考验”。1928年，中央特科“拉出来”争取到第一个反间谍关系人物——杨登瀛。“龙潭三杰”则是“打进去”的典范，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相互配合如一把利刃直插敌特机关心脏，准确掌握国民党特务情报最高指挥机关的所有情报。顾顺章叛变时掌握着党中央和全体特科人员的情况，使党中央面临被毁灭的危险。因为钱壮飞及时得到了这一重要情报，才使党中央逃过这一重大劫难。
行动科以原武汉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特务科及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部分人员组成的红队(“打狗队”)为基础建立，主要负责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同志，保障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顺利进行。既是党在特殊时期的“执法队”，又是党中央的“护卫队”，科长为顾顺章，后由谭余保担任。以行动科为主执行的镇压叛徒何家兴、白鑫等行动，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交通科最后建立，不久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任务是研制无线电台，为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科长为李强、张沈川。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前后，各个地区陆续发生起义，根据地不断扩大，苏维埃政权不断建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急需冲破重重围剿对各地红色区域进行领导。重要的文件从前都是靠交通员送，不但速度非常慢，而且非常不安全，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台与各地党组织联系。从1928年10月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强和张沈川两人分工合作，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他们两个便成为了中共中央无线电台的创始人。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制作了我党第一个收发两用的无线电台，张沈川也成为我党第一位无线电报务员，并自主培训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报务员，从此中共中央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
中央特科体制精干，协作顺畅，有着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战斗力。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无线电通讯科四个科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又各有侧重。每次中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总务科会提前布置会场并做好伪装，情报科会随时关注敌人动向，行动科会提前派人勘察地形，在开会的过程中保护、巡逻，当发生危险时快速作出反应，护送同志转移并抵抗敌人，无线电通讯科则在其中起到沟通联络、传达重要讯息、提前预警的作用。
立下不朽功绩
中央特科从1927年11月创建到1935年解散，先后经历了3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创建至1931年4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不断完善，这一时期中央特科英才云集，汇集了陈赓、李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养山、刘鼎、陈寿昌等一大批隐蔽战线优秀代表人物，中央特科“十个第一”的光辉业绩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
第二时期是，1931年5月至1933年1月，中共中央撤离上海，中央特科开始整顿组织机构、重建对敌情报关系，代表人物是陈云、潘汉年和康生等，这一时期中央特科妥善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件，重建几乎全部遭到破坏的特科组织，在确保中央安全、惩凶除恶、力挫敌人阴谋、成功营救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时期是，1933年2月至1935年9月，在左倾思想和错误方针指导下，上海党中央、中央特科遭严重破坏，随着党中央撤离上海，中央特科解散，结束历史使命。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为王世英、武胡景、邝惠安、刘仲华、邱吉夫等，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叛徒，营救了包括武胡景在内的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
在短短的八年间，中央特科建立了一张庞大复杂而全面高效的情报网，训练出一批忠诚的隐蔽战线革命英豪。他们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大量事关党中央生死存亡的敌情;设法营救出被敌人抓捕的任弼时、关向应、张浩(林育英)、刘晓等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严惩出卖罗亦农、李立三、彭湃等领导成员的内奸叛徒;白手起家，用血汗铸造了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特别是在1931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央特科以高效率粉碎了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的险恶阴谋，使党中央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绩。
永不磨灭的中央特科精神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曾对中央特科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曾经说过，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1962年2月13日，罗瑞卿大将在代表党中央所致的李克农的悼词中说，“他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共中央办公厅1982年1月14日发出的一份文件指出:“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中央特科虽然仅仅存在了八年，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完善、最系统的情报部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在与敌人的严酷斗争中形成的隐蔽斗争工作原则和方法影响深远，如“打进去”和“拉出来”相结合，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相结合，重视通信建设，深入群众，重视革命工作纪律和干部气节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防贪污腐化等，这些经验做法对今天的隐蔽战线工作仍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央特科甘居幕后、刻苦钻研、大胆探索、深入虎穴、不怕牺牲、危难时刻敢于力挽狂澜的精神，永远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今天仍然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数无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