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一年级读书时参加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的。那时是17岁，到现在已超过73年。
年轻时的金冲及
一、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剧变
要讲我怎么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需要从我在抗战胜利后的思想变化说起。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那时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在同年级同学中年龄最小，还只有14岁，对坚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见到国土重光，极度兴奋，但政治上还十分幼稚。
因为长期生活在被称为“孤岛”和以后的沦陷区内，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加上年龄小，还把他们看作“国民政府”和“国军”，对他们的到来感到亲切和喜悦。
最早进入上海市区并到处张贴“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围的“忠义救国军”，记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们不是正规军，群众口碑也不好，尽管他们耀武扬威，却没有多少人理睬。不久，国民党政府派来上海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到了。我在上海租界时期看到过汤恩伯在南口抗战的报道，从未听说过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说法，因此，也赶到静安寺街头，同市民们一起欢迎他的车队驶过，记得汤恩伯就站在一辆敞篷的吉普车上向两边行军礼。不久，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加上人民公园的原址）召开大会，作了演讲。自动去的市民总有几万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秩序。他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见，只是远远看到他讲话时不断挥动戴白手套的手臂，留下一个印象。这两次，我都是自发去的，并没有人动员和组织。
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狂涨、民不聊生。上海市民举行游行，提出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等要求
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民众的巨大失望来得实在太快，也太强烈，完全出乎大家原来的意料之外。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官员、军事机关、特务机关不顾一切地搜刮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称为“五子登科”。人们把这种“接收”称为“劫收”。物价在胜利初的短时间内有过大幅下跌，却迅速变为令人吃惊的疯狂飞涨，民众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刊物在上海不能公开发行。我常读的刊物，是原在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和郑振铎主编的《民主》（稍后又有了黎澍主编的《文萃》）。《民主》在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时满望着揩泪眼看太平的心境来，在短短不到三个月中间，也已经像有隔世之感了。何况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呢？”我当时很爱读的著名记者陶菊隐的文章也写道：“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问道：难道这就是天亮了吗？”一个政府竟在那么短时间内便失尽人心，实在是罕见的。
这时，另一个更加触动亿万人心的敏感问题又深深刺痛着中国人。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尽了外国列强的压迫和侮辱，被称为“劣等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最初曾使人自豪地看到，上海街头商店的大玻璃橱窗里，上面用日光灯拼成“V”字（即胜利），下面并列地摆着杜鲁门（美国总统）、艾德礼（英国首相）、斯大林和蒋介石四人的照片。中国在世界上似乎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人觉得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可是，紧接着又看到美国人重新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中国，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杀害和污辱中国同胞，这种强烈对比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立刻联想到100多年来的民族耻辱和苦难，无法忍受。
那时，美国军队正大规模地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东北，帮助他们打内战。在上海，黄浦江上停着二三十艘美国军舰，灯光四射，却看不到中国军舰。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年级最亲密的同学邱慎初、丁彬荣在外滩，望着黄浦江上那么多美国军舰。丁彬荣说：怎么想个办法用炸药炸沉它几艘。这虽是年轻人一种十分幼稚的表达，但也反映出当时人们那种难以压抑的愤慨心情。
复旦大学校门口的翔殷路这时也被改用美国将军的名字，叫魏德迈路。解放后才又改为邯郸路。这样把活跃在中国的外国军人名字作为中国路名，实在罕见。
上海市区内还常常看到美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坐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那时有一个称号叫“吉普女郎”。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从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内，就发生吉普车祸495次，死伤244人。我在上海武康大楼东侧熟悉的报摊上买到一期装帧得像一本小册子的半公开的《文萃丛刊》，书名叫《臧大咬子传》，讲的是上海的三轮车夫臧大咬子因为向美国兵索取应付的车资而被美军打死，国民党政府却公然声称无权审理这起案件。这样的惨案层出不穷，不断刺痛着每个爱国者的心。1946年圣诞节前夜，在北平更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两名水手在东单广场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暴行，而国民党中央社消息中竟称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这哪里还称得上是一个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独立国家？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么还能够默默忍受？
再看看经济状况，当时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已是气息奄奄，而商店中和地摊上却摆满美军的剩余物资和商品，如被称为“玻璃丝袜”的尼龙长筒丝袜、“克宁”奶粉、“台尔蒙”水果罐头等。
看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46年底会发生席卷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1948年夏又发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这样全国规模的抗议运动。
更刺痛人们心的，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期待能制止内战再度发生，社会安定，从事和平建设。青年学生希望的是学好知识和本事，参加国家建设。已经进行了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如果又发生全面内战，怎么得了？因为日本投降得那么快，国民党当局对发动全面内战还没有作好准备，因此有过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定的签订，有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人民一度燃起过一线希望。
但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已经下定。1945年12月在云南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冲入西南联大等学府，用手榴弹等杀害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四人。1946年7月，国民党军警又在昆明相继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坚决反对内战的爱国教授。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的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他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闻一多在讲完这段话后，走出门，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开枪暗杀了。
读闻一多这段话，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够抑制得住而不热血沸腾？相隔70多年了，我至今对讲话的重要段落仍能背诵得出来。当时和我住在同一间学生宿舍的同学、复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何志禹后来告诉我：他看到我枕边放着纪念闻一多、李公朴的书，就注意接近我，引导我参加反会考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本来，我是个性格温和的高中生。这以后，就一步步变了。
早些时候，在抗战胜利前我也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精装的，底页有一幅红军长征的地图，还有不少照片。抗战胜利这年冬天，我在武康大楼旁报摊上还买过一本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但那时我都是把它们当成我喜欢读的历史书来看的，并不懂得它们的政治意义，对中国共产党还谈不上有多少深切的了解。
不能不说明，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报刊上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公开言论和活动的报道，这样的报道还不少。
李闻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就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提出强烈控诉。周恩来反对独裁和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言论也常见于报端。周恩来的凛然正气和合情合理的恳切剖析，深深地打动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人的心。人们正是从周恩来身上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英文《字林西报》在报道中刊登了周恩来和有关人士的大幅照片。我特地去买了一份。英文的报道我还看不懂，但它的纸张很好，照片很清晰，可以留作纪念。和周恩来同机回延安的李维汉在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这时，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报纸书刊我们已无法看到，但几个还未被封的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其实也同地下党有密切关系）出版的读物还能读到。记得第一本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思奇以那样生动明白的笔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因为是在十五六岁时认真读了几遍，头脑里种的种子特别深，对一生都有影响。我平时去得多的是生活书店和新知书店，买来读的有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如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等），新知书店的“新知丛书”（如薛暮桥的《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许涤新的《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等）。邹韬奋在这时仍出版的书，我几乎全都看了。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经历》《患难余生记》《抗战以来》《对反民主的抗争》那几本书。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揭露锋利、真实、一针见血，给我的印象极深，也大大增加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邹韬奋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的影响实在大。在我周围的同学中，爱读邹韬奋著作的同学很多，也许大大超过今天人们的想象。读了这些书，觉得眼前展开了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另一个世界，这确实十分重要，尽管那时还没有真正读懂。
1947年四五月间发生的反会考运动，是我第一次实际投入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那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4月中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布一道通令，规定高中毕业班学生在通过本校毕业考试后，还要参加全国统一会考，考试内容包括高中三年内全部课程，需要会考合格，才算高中毕业，它的目的是把高中毕业班学生束缚在会考的准备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卷入方兴未艾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去。结果却适得其反，犹如火上浇油，激起高中毕业班学生的强烈反对。上海市委中学工作委员会研究后认为反会考斗争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斗争的发展又必然触及下一步将要发动的抢救教育危机运动，决定放手领导。5月3日，上海几十所中学学生联合成立“反对会考联合会”。地下党在联合会中设立党组织，由中学委员会委员钱李仁（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领导。复旦中学在何志禹等带领下，也宣布罢课抗议，并且集中到教室里制作旗帜和标语，准备上街游行，大家的心情十分兴奋。教育部被迫宣布取消本届会考，运动取得了胜利，这给了我很大鼓励。
紧接着，就掀起席卷全国的五二〇运动，也就是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5月20日那天，以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为主，还有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学生代表，共6000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抢救教育危机”的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军警以铁棍（当时称为“狼牙棒”）毒打和消防水龙猛冲，当场殴伤流血141人，重伤15人，逮捕23人。
复旦中学和交通大学都在上海市区西侧的华山路上，极为邻近。交大的同学到复旦中学高年级各教室讲演，详细叙述南京珠江路血案的经过。同学们极为愤慨，在何志禹等带领下，全校宣布罢课，并且派代表去见复旦老校长李登辉。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基督徒，一生都献给复旦的教育事业和学校建设，有着很高的威信，这时就住在复旦中学对面。代表们回来转述老校长的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学生不出来讲话，谁来讲？即便没有交大的同学来，你自己也应该讲！”我深深为这位老人感动。这些话隔了70多年，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复旦中学和交大离得那么近，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交大，我又是在校的住读生，交大的学生运动十分热烈，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到交大去看。从4月初起，交大便开展了护校运动。那时政府拒不解决学校的严重经济危机，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科，并表示交大的校名也可以更改，交大师生便决定在5月13日集体赴南京请愿。政府停止火车的驶行，交大有铁道管理等系，学生就自己驾驶火车到真如车站附近。因前面很长一段铁轨被拆、军警又架设机枪布防，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撤回学校。这些事件也给我很大刺激。还有一次，交大同学们请李平心教授来校在体育馆演讲，军警冲入校内，武装包围体育馆。同学们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双方相持很久，军警才撤走。我始终坐在现场，这对自己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江泽民同志那时是交大四年级学生、地下党员。我后来同他也讲起过这件事。
不久，暑假到了。我从复旦中学毕业，开始报考大学。那时大学招生是各自出题考试、各自录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学（北大、复旦、金陵）的历史系和一所大学（东吴）的化工系。其中，北大没有录取，其他三个录取了。报历史系，因为我从小就爱好读历史。我的母校复旦中学后来送给我一份初中各课成绩单的复印件。上面记着：我初一时10岁，英文在补考后才及格，其他课成绩大体上是中等，只有历史得了98分。为什么也报化工系，因为正如那时一句流行话“毕业即失业”，怕读了历史系，毕业后找不到职业；而化工是当年民族工业中发展得比较快的，如橡胶、制药等厂，毕业后较易找到工作。
记得我在复旦考作文时，是在子彬院（解放后改名300号）101号大教室。作文题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在复旦中学时，老师规定的作文都是要用文言写的，所以在中学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的文章。监考的老师是周谷城教授，那年49岁，穿了一套白西装，在考场里走来走去看大家作文。以后我在复旦读书时常到他家去。上世纪80年代时有一次见到他们，周师母（李冰伯先生）还笑着说：“我们看你长大的。”我说：“我也可以讲句老话，我见到周先生时，他比我现在还年轻。”
大学那时很难考。复旦史地系是16个考生取1个，共取15人；新闻系更难考，是40个考生取1个。
录取是分别发榜的，登在报上，自己去看，分为录取和备取两种，录取的不去就由备取的补上。我先看到金陵大学的通告，历史系只录取7人，备取5人。其他学校还没有发榜，就先进了金大（章开沅同志也在金大历史系读书，比我高一年级）。到南京第一天，先到五二〇惨案发生的珠江路口凭吊，接着参加了新生入学周，注册听课。所以我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我也是南大校友》，登在南大校刊上。在金大读了一个星期后，复旦发榜，也录取了。我家在上海，就从金陵大学退学，回上海进了复旦大学史地系。那时是16岁。四年级同学张靖琳（地下党员）看到我的学生证，笑着说：“真是个小孩子。”这也不奇怪，抗战期间许多同学经过多年流浪折腾才上大学，年龄会比较大。我同年级同学一共15人，有的同班同学比我大5岁。
北大历史系没有录取。如果考上了，就和宁可同志同年级，比戴逸同志低一年级。前些年，北大请我做历史系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开了个全系同学的会，系主任牛大勇教授讲了我许多好话。我接着说：“有句老话，不能只讲‘过五关，斩六将’，还要讲‘走麦城’。我是报考过北大历史系的，没有考取；而在座各位同学，都是考北大历史系被录取的，比我高明。”
二、进入复旦大学
复旦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很特殊，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师生迁到内地，曾在江西、贵州，再到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来改为国立，由吴南轩、章益先后任校长；另一部分迁入日本当时还没有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仍称私立复旦大学，后来称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仍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长李登辉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和校长章益都是李校长的学生，讲了话，所以两部分宣布合并，完全承认上海部分学生的学历，没有区别。重庆部分在1946年秋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并从这年起在上海招生。那时，学生有学号，上海部分的学号以S领头，重庆部分以Y领头，1946年统一招生入学的以A领头。我在1947年入学，学号是B64。
抗战胜利后，上海共有四所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交大的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最强。同济学生的进步力量最初也很强，但校方很反动。复旦是双方力量都强，斗争十分激烈，但进步力量不断上升。暨南从校方到学生中，反动势力都很猖獗，但也有党组织和一定进步力量。
进入复旦大学时，我很兴奋，因为复旦在学生运动中一直站在前列。入学后却发现复旦的学生运动当时正处在低潮中，政治空气相当沉闷。
这年暑假中，校方宣布免去张志让教授的法学院院长职务、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职务，还解聘了洪深、顾仲彝、马宗融等一批进步教授。五二〇运动中最活跃的学生领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撤离。还有四个被捕的同学（孟庆远、葛嫱月、张希文、李槐奎）没有释放，被囚禁在曹园。一进校门，左边的学生自治会门上贴着封条，不能再进行任何活动，让人看了就觉得伤心。所有教室下课后就上锁，防止学生在里面开会。
学校的训导处分课外活动组、生活管理组两个组，都由特务控制。举一件我下一年暑假亲身遇到的事作为例子：那时我们油印了一份简单介绍各系科情况的材料，供来报考的学生在选择志愿时参考。当我发完后走到登辉堂（现改名相辉堂）北面比较冷僻的地方，后面有人悄悄跟过来，突然用手插到我裤袋里。我回头一看，是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的人员，名叫史逊。平时我们还得称他为“先生”（即老师），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质问他干什么？他竟回答：“我看看你裤袋装的是什么？”材料已经发完，他自然一无所获。生活管理组的训导员不定期地在晚上到学生宿舍里查房，有时还发现他们躲在室外偷听室内的谈话。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因此，刚进复旦后有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心情很苦闷。
经过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风暴洗礼，又读了一些书，我已强烈向往中国共产党。但是人海茫茫，周围有谁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哪里？我一无所知。当时那种沉闷的空气中，我能够做什么？
当时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还是埋头读书。因为我是学历史的，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只讲到义和团事件）。读了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种书出得晚一些，印的作者署名是“武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觉得很陌生。解放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连这样的学术著作也已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见那时当局的政治控制已更严厉。我以前常读的《周报》《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继被封。有进步色彩的《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也已在这年5月被封。那时看得多的刊物是《时与文》（因为它的发行人程博洪是程潜的儿子，才能出版）和《观察》，其中除时事评论外，还常有各地学生运动的详细报道，起着刺激人心的作用。不久也被封了。
对我思想影响更大的是读了华岗所著《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下两册，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这是以前出版、由别的同学借给我看的，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除自己看书外，还和贴邻宿舍的合作系一年级同学李正开、汪巽人组织读书会，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著、李正文译的《唯物辩证法》，每读完一章就集体讨论一次，还要将个人的读书笔记交换着看，最后总是由李正开作总结。这比过去对理论的认识自然加深了一步。李正文是老资格的秘密地下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大夏大学教授，又是半公开的“大教联”负责人。上海一解放当了上海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做接管复旦的军代表，后面还要说到。李正开是地下党员，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社会经验丰富，谈吐老练，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读书会这种方式，当时很普遍。它不仅是一起读书，有时也一起谈论时局。
另一件事是在进步的同学中串门子，深交了一些好友，主要是两批：一批是我在复旦中学时可以无话不谈的同学邱慎初，还有何志禹，当时都进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读书。我常到邱慎初宿舍中去聊天。土木工程系高年级同学也常去聊天，其中有朱乘中，也是地下党员，我同他也相熟了。另一批是当年新入校的一年级同学，因为处境相似，又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共同组织了一个相互联络感情的团体，叫“新生社”。这个团体，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来去随便，也没有指定什么负责人，只是常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临时一叫就来了。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五六十人，大体是经过选择的积极分子，其中数理系的王其健、土木系的何志禹、新闻系的程极明、外文系的张瑛华和廖国芳等，都是新入学的地下党员，当然彼此并不知道。还有化学系的汪鋆、张曼维，新闻系的梁增寿、武振平、孙锡钧、陈方树，农艺系的周久钊，教育系的林蒲添、朱其昌，经济系的钟在璞等，都是在那里熟识的，不久都入了党。史地系的董旭华、韩伯英、高有为等也常参加活动。新生社的活动，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是组织了两次到广肇山庄远足，还多次组织在一起唱新民歌和跳集体舞等。参加的都是十分活跃的年轻人，政治态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够相互影响，有什么事，容易一呼百应。一年多后，大多数都参加了党，至少一直是积极分子，在学校中成为一支很活跃的新生力量。
回头想想，当时复旦党组织的工作部署相当高明。这时新学年刚开始。学生中的党员、群众领袖、积极分子大批因被捕、被开除、过分暴露而撤离以及四年级学生毕业离校而大大减少。一年级同学刚入校，彼此还不熟悉。蒋介石在这年7月4日发布所谓“戡乱总动员令”，国民党当局加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沉不住气，急于提出政治性很强的主张和要求，开展规模大的集中活动，不仅无法成功，还会造成很大损失。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还是要沉着隐蔽，勤于交友，耐心地发现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并教育他们，到条件成熟时，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应，斗争从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三、沉闷空气的冲破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国家的情况越来越坏，绝大多数学生本人和家庭的经济生活江河日下，同学中的不满日益增长。入学后两个多月，一件突发事件，使长时间积压的愤怒爆发了，那就是于子三事件。
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为人正直，得到同学们信任。学生自治会副主席谷超豪（以后是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著名数学家）是地下党员。国民党当局完全无理地逮捕于子三，并且在1947年10月29日宣称于子三在狱中用玻璃片割断喉管自杀，这自然是当局下毒手杀害的。浙江大学校长、气象学权威竺可桢到狱中看到于子三惨死的遗体就晕过去了。这件惨案自然极大地激怒了全国学生。中共上海市学委通过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学联发表抗议书，号召各校同学罢课抗议。
复旦党组织怎样组织这次罢课？这件事在报上没有公布。他们先找来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办的铅印的《约翰新闻》，在校内多处张贴，上面不仅有于子三被杀害的详细报道，还刊登了于子三的遗像。这件事立刻广泛传开，激起同学们极大愤怒。然后，由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同学中广泛传布。那时，有些同学在当局高压下比较害怕，组织抗议集会或冲出校门去游行集会的条件都不具备。因此，党组织决定采取突然行动：通知平时有往来的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听到子彬院旁连续急切地敲响平时宣布上下课的大钟，就集中到子彬院旁去，宣布罢课。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上午，由经济系同学陈友莲、史地系二年级同学李承达（地下党员，和我也很熟悉。后改名李元明，解放后曾留学苏联，以后在中央党校工作）等接连敲响了大钟。事先通知的或没有通知的同学们大约有300多人一下拥到大钟旁，宣布罢课。一些新闻系同学把上一天准备好的抗议的大字报贴出来。我看到训导处课外活动组组长梁绍文也赶来，但他们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不知所措。集合起来的同学绕大草坪游行一周，便解散了。傍晚，校方开除了陈友莲、李承达等九人，还给新闻系女同学唐慧娜等八人记大过两次。
这次突击式的行动，规模有限，也带来一些损失。但从大局来看，采取的行动是有节制的，而且冲破了原来校园中的沉寂局面，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救饥救寒运动打下了基础。
这个事件对我产生的影响很大。一则看到国民党政府用狠毒的手段秘密杀害学生，还要说他是自杀，这样的政府实在太野蛮太无耻了，深深感到不能再对它有任何希望，必须把它打倒。二则亲眼看到能有几百人的队伍在校园内游行示威，而当局无法阻挡，从而感受到集体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并且从许多迹象中已隐隐感到这是在地下党领导下发动的。从此，我的生活便起了极大变化，把我深深热爱的历史专业学习放在一边，也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全身心投入党所领导的反美反蒋斗争。
在12月22日的日记中，我记下当晚在史地系同学会议上一场争论中的发言：“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希望能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出中国现在将往何处去，……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和现实可以一刀分开。”这段发言，很能反映出我当时思想上的变化。
这年12月开始的救饥救寒运动，是地下党领导的有着更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它看起来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却进一步冲破白色恐怖的控制，促成学校中群众运动的再次高涨。
1947年冬天，上海气候特别寒冷。进入12月气温骤降，下起雪来，路上结了冰。但街头上躺着许多因内战而逃难到上海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身无长物。不少人冻饿而死，尸横街衢。就在复旦所在的魏德迈路（今邯郸路）转弯处屋檐下就有一具雪盖着的尸体，不久就被收尸车收走了。据官方统计，12月上旬冻死街头的有400人，中旬冻死街头的有500人，收尸机构已难于应付。当时流行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有歌曲唱道：“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道。”同学中家庭清寒、靠公费生存的占很大数量。这首歌到处唱起来，就觉得格外心酸。
1947年12月底，寒流袭击上海，上海学生界开展救饥救寒运动。图为学生们在街头向市民劝募寒衣
救饥救寒运动是由同济大学首先发动的。首先是由同济学生的基督教团契自发地在校内开展寒衣劝募。那时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是乔石。总支研究、决定支持这一正义行动，并发动全校同学参加。12月19日，同济大学同学成立劝募寒衣委员会，首先出动到街头劝募。
救饥救寒，谁也难以公开站出来反对，连青年军联谊会等也贴出布告，要进行劝募。12月24日，校内大多数同学成立了“国立复旦大学十六系科十九社团联合劝募寒衣大队”，有1000多人参加（三青团方面称为第一大队，但只有几十人参加）。第二大队先在校内劝募。12月26日，就分成小组到市区去劝募。同学们手持三角小旗，胸佩统一的救饥救寒纸徽，在大街小巷奔走。还记得募捐时唱了首歌：“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寒衣捐给难民穿，难民冬天没有衣服。”“一件寒衣一条命，请把你的寒衣捐出来。”劝募时，遇到一些富有人很冷漠，但许多市民看到我们不是他们不信任的“官方”人员、而是大学生们来劝募，就慷慨捐助。我在日记中写道：“有一家老板送了十件新的棉背心，还有捐到三打新袜。”“回来时遇见别队同学，又听到了两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捐到一个老太太，亲自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还要脱第二件，他们不好意思再要了。还有一家人家也很苦的，母亲上去找了些衣服出来，小孩子哭了，母亲只好劝他说：‘我买新的给你，我买新的给你。’这是多动人的图画啊！”
劝募后，还分小组到难民居住区调查，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发给领物凭证。我在日记中记录了到南市难民区调查的情况：“那面的难民真太苦了。他们怎么住？就在地上挖了一个洞，上面用两根竹撑起了几张席子，爬进去头会碰到顶。里面一无长物，睡在泥上，至多铺些稻草。年轻的人出去讨饭，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没有的孩子拥在胸前。这种样子，真难怪前几天每天会冻死一两百人啊。尤其奇怪，我真有些弄不懂，一下雨，他们的住所是如何的不堪设想啊！”
隔一两天，再到难民区的预设地点，按调查时签发的领物凭证分发衣物，又看到和听到许多悲惨的事情。
这项活动从1947年12月21日至1948年1月6日，共17天。对许多同学来说，实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看到许多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底层社会的黑暗面，深深感到这样的社会非根本改造不可，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这种感受，是在房间里“坐而论道”无法获得的。
在学校内，久被封闭的学生自治会办公室重新打开，作为劝募大队的办公地点；进步同学掌握的各系科学会（没有包括进步力量未占多数的政治、经济两系的系会，只能用政治科学研究会和经济科学研究会署名）和多数社团对救饥救寒的组织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得到众所公认；同学们（包括许多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同学）在十多天工作的相处中感情融洽，需要时可以共同行动。学校中政治氛围发生重大变化，许多以前难以做到的事现在有可能做到了。
紧接着，又发生了“九龙城事件”。在1898年租借九龙地区99年的条约中，英国是无权拆毁九龙城的。1948年1月5日，英方却悍然拆毁九龙城和不少民居，居民无家可归，还发生流血惨剧。国民党当局本来同英国政府之间存在着矛盾，又想借此转移民众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因此提出“反英护权”，企图把不满和斗争转移并局限在“反英”上。
上海地下党决定抓住“反英”的合法性，提出“抢救民族危机、抗议九龙暴行”的口号，把领导权转移到手里。1月17日下午，全市学生2.5万多人集中在外滩英国总领事馆外广场上示威抗议。我同复旦1000多名同学参加了，这次示威运动第一次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参加。示威同学推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吴振东和同济大学救饥救寒运动负责人何长城等四人为代表，进入英国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进去后很久没有出来，又传闻四个代表被扣留了，群情更加激愤，除了原来的口号外，又喊出“奴才外交要反对”的口号，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当局。直到四个代表出来后，示威队伍才浩浩荡荡地沿着南京路游行到南京路西藏路口解散。
为什么英国能这样欺负中国人？同学们感到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屈辱的奴才外交。当队伍转到南京路上游行时，群情激昂，还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曲调唱起“奴才外交，要反对；反动政府，要垮台”的歌来。我在游行队伍里，很幼稚，也很兴奋。跟着唱，觉得能在南京路上高唱“反动政府要垮台”，十分解气。这种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眼前。有些同学还用柏油把呼喊的口号写在外滩和南京路的大楼墙上，那是很难擦去的。这种自发行动是过激的，不仅暴露自己，而且容易换来军警的武装镇压。但国民党当局事前并无准备，最激烈的口号是在从外滩转到南京路游行时喊出和唱出来的，游行队伍走到南京路西藏路口就解散了，时间不长，他们也分不清谁在唱谁在写，所以难以立刻动手，但强烈的反应很快就来了。
国民党当局的矛头集中指向这段时间内领头的同济大学学生。1月14日，同济校方已宣布开除救饥救寒运动负责人何长城和上海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杜受百两人。开除何长城的理由竟是劝募寒衣运动中“毁坏公物，藐视师长”。接着，又开除学生九人。21日，同济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仍无结果。学生就宣布在29日去南京请愿。两个决定，现在看来是过激的，不仅在实际上无法做到，而且必将遭到国民党当局有准备的残酷镇压，但当时同学中这种感情已难以抑制。这是一个教训。
那时寒假已经开始，留校的同学较少，我还在校。复旦离其美路（现名四平路）的同济大学工学院和理学院十分近。预先接到同济同学的通知，就有500多人（大多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清晨四人一排地列队从国权路南行到达同济门外的其美路上。当时同济周围还都是农田。其美路上有军警严密把守，但还有各校1000多人陆续绕道经田野赶来。同济工、理两院同学也有1000多人突破包围，冲出校门，集中到其美路。
国民党当局这次下了狠心，作了充分准备，预先调集了8000名军警，听说还有从徐州调来的。在其美路上分成五道防线：第一层是马队，第二层是架了机枪的保安团武装军警，第三层是号称“飞行堡垒”的摩托车队和铁甲车。当时好多人有个说法，叫作“八千对三千”。学生队伍根本无法冲过去，一直集中在路上，由复旦新闻系同学司徒汉（解放后成为上海乐团很有名的指挥）指挥着同学们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学生队伍中歌唱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同学们和军警相对峙。
近中午时，国民党当局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来到现场，号称和同学们“谈判”。这种“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只是国民党当局在拖延时间，进一步调动力量，准备下手。
从国民党当局方面来说，狠心早已下定，动手的时间已到。下午三时多，吴国桢站在一个木箱上宣布：不允许进市区示威，不许前进。接着，马队突然向密集在路上的队伍冲过来，骑警们挥舞马刀乱砍。我认识的同学有被马刀砍伤的，有被马踢伤的，受伤的有100多人。我熟识的政治系二年级同学张渝民（复旦地下党总支委员、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被马蹄踏伤，送入医院治疗。同学们从其美路向同济大学后退，有些同学跌倒在路旁的水沟里。吴国桢在混乱中也跌倒了。我熟识的土木系同学朱承中（地下党员）把他拉起来，并且阻止愤怒的同学打他。
我们退到同济校内的人，聚集在校内礼堂里，举行抗议晚会，舞台正中只有一个鲜红的字：“血”。会上有讲话，也演出抗议节目。1月下旬是冬天，天很快就暗下来，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武装军警团团包围并进入学校，开始在宿舍中搜捕学生。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乔石也在马队冲击时被踩伤，躺在宿舍中，由于同学掩护，国民党军警又不认识他，被放过了。
到10时左右，礼堂里台上正演出一场讽刺性的活报剧时，突然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走上台来，宣布学生“殴打”了市长吴国桢，并且要求交出同济学生中的几个负责人。有同学对我说：“这是警备司令宣铁吾。”也不知道是不是。同学们立刻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时，礼堂两侧的大门一下敞开，冲进许多武装军警，用木棍枪柄乱打，把同学们押出礼堂，分堆坐在门外的广场水泥地上。
在这个寒冬深夜，在每一堆坐着的同学周围，就是一圈武装军警，用带着闪亮刺刀的步枪对着我们，还吼着不许讲话。我当时头脑里闪过的念头：“这不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鬼子进村’吗？”女同学最可怜，在寒风中冻得发抖，要小便也不许离开。忽然听到礼堂三楼窗口有人对着广场高叫：“同学们，不要灰心。”大家都听到了。三个警察立刻冲上楼去，把他拖下来毒打。后来听说那是位同济大学的同学。
到了深夜两三点光景，国民党当局通知各校校长来“认领”学生。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也来了。军警要学生们排成单人长队伍，经广场侧门走出广场，但还在校园内。各人要交出学生证或校徽作为身份的凭证。侧门口，除军警外还有蒙着面的特务，按他们的指认抓人。复旦被捕的有24人（至少有5个女同学），其中大多是我认识或熟悉的。
复旦离同济最近，四五百个复旦同学由武装军警拿着带刺刀的枪步行押送回校。同学们从早晨到深夜，没有吃过饭，也没有喝过水。在押送过程中不能讲话。前前后后，相继都哼出没有唱出歌词的曲调。但大家都熟悉，那就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押送的军警们不知道学生哼的歌词是什么，只要你不唱出来，他们也不干预。70多年了，这个曲调，这些歌词，仍能在我耳边响起。
因为这次事件，校方给我记大过处分。
四、入党前后
寒假很快过去，新学期开始了。校方加强了高压。但愤怒化为深思，思想上的变化变得更加深沉。
对我来说，在新学期开始后这段时间内，引起我思想进一步变化最明显的，大概是两件事。
一是开始读到一些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文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这以前，我虽然也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但基本上是理论著作，多少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当然需要，但显然不够。此时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能读到一些秘密流传的党的文件，虽然不多，却是直接读到了党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种种分析和主张。那时复旦只有一个特殊地方，是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主持的新闻馆，许多进步同学在那里。因为他们对我已有了信任，就拿给我看党在香港继续出版的《群众》周刊，那是经过伪装的，有的封面上的刊名是《茶亭杂话》。至于毛泽东同志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油印流传的。许多同学的宿舍是过去日军占领时盖的很矮的两层小房子，那时叫淞庄，现在叫第六宿舍。拿到这种材料时，因为要细看，不看时便放在宿舍两层间厕所的抽水箱顶上，看完了就继续传走。放在这个地方有好处：楼上住了六人，楼下住了四人，材料万一被训导员发现，谁都可以推说不知道是哪个人放在那里的，也很难有证据可查。
当时读到的毛泽东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
一篇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来，似乎已是耳熟能详。但当时给我的感觉却是极大的震动。以前，对国民党和旧社会看到的还是一件又一件不顾国家民族命运、专制黑暗令人深恶痛绝的具体行为，对共产党基本上也只是感到它是正义的、正在创造一种新社会、使人充满希望的党。这些还只是《实践论》中所说“认识的感性阶段”。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社会、各种社会力量、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等，说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并且说到了根本。这种触电似的感觉，也许是今天一切都已了然的人不易想象和体会得到的。
另一篇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篇报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军事原则等都作了系统而明确的阐述，这些都极重要。而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对形势的分析。那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报刊大体都已被封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在一般老百姓中几乎无人读、无人信。我们每天勉强看的只有《大公报》。给人们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正在不断向解放区围攻，解放军的处境似乎还很困难，使人多少有些担心。但这个报告一开始就响亮地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尽管我们对局势发展的具体情况了解还不多，但报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12个字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记得当时我常用这12个字勉励周围可信任的同学，以至直到今天这12个字在我头脑里仍留下无法忘却的记忆。
这些是我在思想上的重大进步。
在组织结构上，当时地下党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在各系成立秘密的“核心小组”。拿史地系来说，共七个人：四年级的张靖琳，三年级的吕明伦、傅道慧，二年级的陶承先、关郁南，一年级的卓家玮和我。其中，张靖琳、吕明伦、卓家玮三人是地下党员，也是史地系的全部党员，又分属不同系统；而其他四人，到这年冬天都已先后入党。
“核心小组”的工作大体上有以下几项：一、传达上级指示（当然不能说是党的指示，只能说是“上海学联”的指示）；二、分析系内情况，特别是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情况；三、布置下一步工作和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这种“核心小组”实际上成为扩大的党小组，比原来靠很少几个党员分别做工作要有力得多。现在不少人一讲地下党，很容易想成是做秘密的情报工作。其实，做情报工作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党员做的主要是群众工作，首先是做各种类型群众的思想工作，在此基础上组织各种群众性活动（当然，到上海解放前夕，对本地区的重要情况进行调查，为接管作准备，那是要很多人做的）。对参加“核心小组”的非党员积极分子来说，也是从个人自发行动到有严密组织地工作，是很实际的训练。
把这两条综合起来看：思想提高和组织训练确实为自己从党外积极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了准备。
寒假后新学期开学，不久就接近这年4月了。学校中的政治气氛和力量对比同我们入学时相较已发生巨大变化。进步学生在“迎接红五月”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规模不很大的活动，包括：组织同学到杭州集体春游，联络彼此间的感情，并到于子三墓前致祭；为争取增加公费生名额，部分同学绝食、在校内游行，并到校长办公室外静坐请愿，最后以部分贫困同学改为师范生而享受免费待遇结束；因国民党当局派人到国权路茶馆搜查正在那里聚谈的新闻系同学杨贵昌（解放后在山东大学教哲学）而宣布罢课一天；在5月4日，到交大参加上海学生举办的“五四”晚会等。最后集中起来形成“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大规模运动，这在下面还要讲到。
国民党当局在复旦已难控制局面。有时在校门里侧贴出一些由三青团、青年军联谊会、苏北同乡会、新血轮社等署名的反对进步学生运动的大字报。记得有一次还刷出“警告复旦的土共们”的大标语。所谓“土共”，是指复旦地下党。那时国民党报纸上常把分散在地方上的中共游击队称为“土共”，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复旦的地下党在哪里。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