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入党的特殊经历
要说我入党的经过，先得简单地讲一下当时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一直有着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传统。长期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李登辉，他原是华侨，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复旦建校后四个多月就担任总教习，1913年任校长。他作风和治校开明，往往其他大学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开除的学生，他都吸纳进复旦来（包括后来的校长章益在内），因此受到师生们的普遍尊敬。五四运动开始后十多天，5月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担任会长的便是复旦学生何葆仁。复旦大学的党组织成立于1925年。据1926年7月的统计，共有党员19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年7月复旦仍有党员7人。以后，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在复旦，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前赴后继地进行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复旦因地处江湾，被日军占领。学校和党组织都分成两部分：重庆和上海。
一部分内迁大后方的师生员工几经辗转，经江西和贵州，抵达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改为国立大学。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当局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处境极为困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采取了多种巩固党、隐蔽党的措施，如缩小党的机构、建立互不知道的平行组织、停止发展党员等。
为了满足一些先进青年对组织起来的强烈要求，1943年秋，在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下建立一个名为“据点”的组织。它的成员不全是原来的共产党员。它既非党的组织，也非定型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名称，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没有一定的章程、纲领和定期的会议制度。但是它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据点”之间不发生横的来往；它的成员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领导、有组织联系的活动，但国民党特务看不见、抓不着。“据点”这个名称是周恩来同志定的。这是在极端严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为着巧妙掩护党组织、隐蔽聚集革命力量和推进革命斗争所采用的极为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另一部分滞留上海的师生员工（包括李登辉校长在内），迁入上海租界内，几经搬迁，后到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后改名常德路）上课。当时有学生410人、教员44人，其中党员12人，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抗战期间，先后有共产党员49名。1944年7月，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任命张李为上海市学委书记、吴学谦等为委员，市学委所属国立大学区委书记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费瑛（解放后曾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文革”前任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部分师生员工在1946年8月才陆续抵达上海。由于情况复杂，两部分的党组织没有立刻合并，到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依然如此。但双方已相互了解，形成默契，在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中不分彼此、密切配合，形成实际上的统一体。这样，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已具备条件。
上海部分的党组织在日本投降时有党员11名，1946年发展到39名，1947年夏季加上新入校的党员已有52名。他们中，土木工程系的党员最多。
1947年5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在重庆迁往上海的党员中建立党支部，由史地系四年级学生金本富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14人。他们中，新闻系的党员最多。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辖上海市委学委决定将上海和重庆两部分的党组织合并，建立中共复旦大学总支委员会。市学委副书记吴学谦代表学委宣布：大学区委书记费瑛为总支书记，金本富（不久因毕业离校，“文革”后曾任武汉市教育局长）为总支副书记，张渝民（原上海系统）、李汉煌（原重庆系统，解放后首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秘书长，不久病故）为总支委员。
这正是我刚在复旦大学入学的时候。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两次，但不是因为脱党或失去关系后重新入党，而是党的两个不同系统的组织几乎同时来发展我入党。
1948年5月4日，上海学联在交通大学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全市1.5万余名学生参加
1948年5月22日，为纪念五二〇惨案一周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上海1.5万余名学生在交通大学集会，发起“反美扶日”签名运动
这两次入党都在1948年春夏之交，相隔大约一个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间，来发展我的是复旦史地系一年级的同班女同学卓家玮，她是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系统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间，来发展我的是我在复旦中学读书时关系最密切的同学、当时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习的邱慎初，他是属于上海市委系统的。
卓家玮那时刚从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毕业，在南京入党，1947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她党的关系还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因为一起参加学校中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她对我的政治观点和表现都很清楚。
她来发展我入党的方式很巧妙：因为在我还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前，她不能先在一个非党员面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所以在早一些时间就先跟我说：“我们是不是一起尽力去找共产党？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诉你。”这样，她是以一个非党员的口气对我说的，并没有暴露她的党员身份。我当然表示十分赞成。
过了一些时间，她忽然对我说：“有人要我们两人入党，你看我们要不要参加？”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如果我表现得有些犹豫，她可以立刻说：我们还是不要去参加吧。这样，她还是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反应十分积极，那就可以进一步谈了。我当然没有一丝犹豫，立刻表示赞同。她就说他们要我们各写一份自传，把自己过去的经历、社会关系、思想变化的过程、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什么要入党等写清楚。当我写自传的时候，她装作也在写自传。
我这份自传写得十分详细，对自己经历中遇到过的事情都写得很清楚。
自传交去后，她告诉我，组织已经批准了。星期日，会有人到你家来，说是她介绍的，那就是来接关系的。到了那天，果然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志来我家。他大约比我大六七岁，在那时看起来比我年长得多，说是姓何，是卓家玮要他找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看来不是复旦的同学。我也不好问他的名字和情况。他先问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以后他会定期到我家来的，现阶段主要是帮助我学习。
我当时兴奋的是可以入党了，至于这一天究竟是几月几日，我当时没有查。而在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对这类事绝不会有任何文字记录留存下来，那是纪律所不容许的，只能在解放后凭当事人的记忆来说，有时还需要有当事人证明。我在几十年后曾对贺崇寅（即“老何”）说过大概是1948年5月。以后，当时地下党联系卓家玮的程极明（新闻系一年级同学，解放前夕担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曾任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世界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说是4月。总之，说1948年四五月间一个星期天，那是不会错的。
说来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关系后没有多久，邱慎初来找我。他是1948年3月由何志禹介绍入党的，入党还不久，对党的规矩还不太懂，我们的关系又太密切，所以没有绕什么圈子，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党组织已经决定发展你入党了，你赶快写自传。我对党的规矩也没有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间完全信任，就告诉他我已经入党了。他大吃一惊，问我是谁介绍的，我说是卓家玮。隔几天，邱慎初很紧张地告诉我：组织上说，党内没有这个人。再多的情况，他也说不出来。我一下就慌了，急忙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紧，你再写一份自传给我。这样，我就写了第二份自传。
6月5日，邱慎初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你入党了，会有人来同你接关系，暗号是送你一本书。翻开来，书上第一页盖有邱慎初的图章，那就是。
为什么这天的月日我都记得？并不是当时就记住了，只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是“反美扶日”大游行那天的早晨。那次大游行的日期上海各报上都登载了，所以一查就查到了。
到邱慎初所讲的那一天，有人按照暗号到宿舍里找到我。这次来的人我认识，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同学江浓（台湾人，他以后说过自己是台湾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到复旦来读书，是为了便于熟悉大陆的情况），我前几天刚见过。谈的中间，我问他原来我加入的那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他说：“大约是托派（那时候，对自称是共产党员而查下来党组织内又没有这个人，往往就认为是托派），不过不要紧，组织上对你是了解的。”我很着急，问他这事以后怎么办？他说：“你继续保持同他们的关系，注意进一步观察。”
这些情况，“老何”根本不知道。他仍过一段时间就约好到我家里来，主要是给我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帮助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安排我在复旦的行动任务。这种关系保持了三个月，我“观察”来“观察”去，始终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学习中直截了当地问他：托派是怎么回事？他分析了一番。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正确。这下，我就更糊涂了。
1948年6月5日，受到各界人民广泛支持的学生“反美扶日”示威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冲打
在“反美扶日”示威中被捕的麦伦中学学生，被营救获释后回到学校
八九月间，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在各地对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我受到传讯和通缉，根据党组织要求藏匿起来。江浓找我谈话时，我问他：那个组织怎么办？他说：“甩了吧。”我就没有同“老何”联系。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学校。遇到正担任上海学联组织部长的程极明，我们也是极熟的朋友。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党的，组织关系到1949年初才从南京市委系统转到上海市委系统。他问我：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组织上本来准备送你到解放区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详细地同他讲了一遍。他告诉我那个组织是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同上海市委的党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老何”的名字叫贺崇寅，是联络站负责人，直接受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现在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处长，并且陪我去看望了一次贺崇寅。不久，他又告诉我：卓家玮在建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类似的情况，当时我还听说过不少。组织上曾告诉我：化学系有个同学郑某（名字忘了，只记得是个单名）是“托派”。但解放初我曾在上海市委见过他。更离奇的是：江浓告诉我，和他同在新闻系二年级的两个同学杨本驹和吴友被一个自称共产党员的政治系同学吴怀书送到解放区去了，但吴怀书并不是党员。他讲了后很伤感地说：“他们两个现在可能都关在国民党的集中营里了。”实际上，杨本驹顺利地到解放区后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改名为袁木（后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以后，我同他一起起草文件时，曾问他：“你到解放区去，是不是吴怀书介绍的？”他说：“是的。”可见原来对吴怀书的怀疑也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可见地下党当时所处环境多么复杂。
把话再说回来：为什么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设立这样一个联络站？
上世纪90年代，贺崇寅到北京来，给我打电话要我去看他，说他住的地方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喜贵安排的，他这次来北京是来看望江泽民同志的。去后，我就问他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他说：那是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在1947年4月布置给他的任务。解放后，他写过一份材料讲到陈修良布置这项工作时所讲的话，并说记下的这段话经陈修良看过。
陈修良同志当时说：“南京有不少党员因各种关系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为了政治避难，有的是已经考取了大学或就业，等等。这些党员本来都可以转给上海党组织的，但由于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由南京转来的党员中有的面目已经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险，转到上海，也恐牵连上海党组织。因此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决定，暂时不把这些南京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单独建立一个联络站，仍由南京市委领导。这个联络站的任务是保存实力，而不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组织生活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形势和理论。”后来她又补充说明：这些党员“只能以一个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活动，不可暴露身份，随便发生横的关系。”
这样，我才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才了解为什么“老何”每次来都只是帮助我学习形势和理论，从来不谈具体工作。有一次我向江泽民同志谈起贺崇寅，说我本来只知道他叫“老何”，江泽民同志说：我那时只知道他叫老徐。
复旦的地下党组织系统还有不少，都没有发生横的关系。单以我所知道的再举几个例子：
苏南军区在复旦也有个组织。农学院的女同学夏佩荣（解放后在农业部工作）后来告诉我：她就是这个系统的地下党员，曾要发展上海市委系统在农学院同学中的党员袁识先“入党”。上海的党组织也要袁识先参加进去“观察”，参加后就由夏佩荣联系。上海解放前夜，苏南军区地下党这部分组织同上海市委系统的组织合并，袁识先入党比夏佩荣早，年龄也大，就由他联系夏佩荣。夏佩荣解放后告诉我：“本来是我领导袁识先的，一下就变成袁识先领导我了。”
苏南还有个茅山工委也到复旦发展组织。1948年10月决定成立上海总支，由我也认识的新闻系同学罗我白任总支书记。在复旦大学也建立支部，由曾朝棣任复旦支部书记，在复旦发展党员。我熟悉的新闻系同学陈方树、练福和就是由他们发展入党的。上海解放后，这部分党员大体上都到苏南地区去工作了。
史地系二年级同学陈金灿后来告诉我：他是福建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入党的。解放后去福建工作。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主任（也可能是副主任）。
据说，上海局外县工委、浙东临委、苏中和淮南根据地党组织也曾在复旦发展党员，互不打通关系。对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了。情况如此复杂，彼此间绝不打通横的关系，有时甚至会发生误会，如程极明组织召开一些会时，上海系统的党组织还特地派人进去观察他们所谈的内容，准备应对。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特殊而又复杂的做法？因为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实行白色恐怖的手段既凶狠又狡猾，以往有过不少血的教训：一处党组织被破坏，往往牵连一片，牺牲许多优秀的同志。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破坏各地党组织活动的手段更加周密和毒辣。中共中央在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连续开会，要求各级党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同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各组织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这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省委书记被捕。8月23日，周恩来致电由南方局领导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方方：坚决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组织；党员转地方不接关系，仍由原地原人联系。
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区域遭受的一次最大破坏是发生在1942年的“南委事件”。这年5月，南委派遣到江西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郭潜不遵守严格规定而被捕，并很快叛变，带领特务逮捕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和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等。南方局立刻决定：南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防止事件继续扩大。不久又决定南委领导取消，原有工作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新得到发展，并采取了更严格的防护措施。
由于周恩来先后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京局规定并坚持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和极端严格的纪律，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上海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而党组织从来没有遭受过一次破坏，这样巨大的成功来自以鲜血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
再讲讲我第一次党的组织生活和入党不久后的反美扶日运动。
我经历的南京市委联络站活动，只是贺崇寅对我的单线联系，没有第三人在场。而上海市委系统发展我入党后，江浓就通知我到复旦以北不远的叶家花园（正式名称是澄衷疗养院）开党小组会。到的一共四个人。那里人很少，坐在草地上就像聊天那样，并不引人注意。四个人中，除江浓和我外，都是史地系我极熟的人：吕明伦、陶承先。陶承先（后改名陶牧，解放后长期在广东办报）是史地学会会长，平时我们常在一起，这次和我同时入党，可以说意料之中。吕明伦却使我吃惊，因为他就和我住在一间学生宿舍内，四个人朝夕相处。他年岁比我们大，在我眼中已显苍老。对他的政治态度，我当然了解，但他平时讲话很少，从没听到他长篇大论地发过议论，不料他早是共产党员了。
会上主要是江浓讲话，除讲形势和党内纪律外，主要是正在展开的“反美扶日”运动。
“反美扶日”是一个简称，比较完整地说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那时离抗日战争胜利才两年多，创痛犹存，这个问题一提出，人们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运动一步一步展开，有条不紊，计划周密，得到广泛社会阶层的支持。国民党当局一时也不便立刻公开阻挠。
史地系在这次运动中走在前头。3月31日，史地学会举办晚会，请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来作题为《复兴中的日本》的讲演，列举事实，揭发美国正在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接着又请孟宪章教授来作《日本问题》的讲演。
合作系同学出了十多版的大幅剪报，分门别类地用报刊资料揭发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具体事实，还有漫画，很有刺激力，在学校里引起很大轰动。
4月1日，“缪斯社”等三团体在登辉堂演出《黄河大合唱》。由新闻系同学司徒汉指挥。他的指挥充满激情，整个大合唱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在学校里演出后，又开着卡车先后到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演出，也引起强烈反响。这两次外出演出，我都随着去了。
那时也有一些说法：你们是学生，首先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去搞那么多活动。周谷城教授讲了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你们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才是学生。”这话很能打动同学们的心。
5月4日，全市1.5万名学生在交大民主广场举行篝火晚会，也请孟宪章教授做“反美扶日”的主题报告，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我也去参加了。5月30日起，复旦的反美扶日运动走向高潮。5月30日是个星期日，这天400多名复旦同学组成30多个小队，到南市和上海美专、立信会计学校等进行宣传和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当晚，在校内举行五卅晚会，主题自然是反美扶日。本来安排在子彬院101大教室开。由于去的人太多，坐不下，临时涌到登辉堂举行（平时不经校方批准，学生是决不能到那里开会的）。这次参加会议的教授很多，有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章靳以、方令孺、张孟闻等。张志让教授第一个发言，还有好几个教授讲了话。这在以前不曾有过。
第二天开始，校内举行“反美扶日周”，围绕这个中心，每天有一个主题，如：“回忆日”“通讯日”“歌咏日”“展览日”。这大概是模仿抗战初武汉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的做法，显得很有声势和吸引力。
6月5日，全市学生准备在外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复旦同学准备集合赶往外滩参加示威。集合人数有1800多人，先在校内绕大草坪周围游行，唱着歌，喊着口号，队伍的首尾刚好衔接。这样的规模过去在复旦从来没有过。大家都很兴奋。
对这次活动，国民党当局下狠心作了充分准备来阻挠。队伍正要出发，校门已经关闭并且上了锁。同学们转向校门东侧的篮球场边门出去，门外密聚的军警已支起汤姆逊式冲锋枪，还有装甲车堵住大路。队伍只得掉头从校园北面的后门出去，绕道田野小路前进，将到大八寺时，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已先赶到，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嚷道：“今天不能进市区。”谈判也没有结果。双方相持很久。同学们越来越愤怒，一部分同学已积压了很长时间的愤怒，大声叫道：“冲过去！”游行主席团（实际上由地下党主持）比较冷静，看清冲过去必将造成流血惨剧，并且得到消息，交通大学的队伍在1000多名武装军警严密包围下已改为校内示威游行，市区内各要道密布军警，大多数学校的队伍也没有能到达外滩集合，便果断决定将队伍全部带回学校。我一直在队伍里，有过以往的经验教训，明白这个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但队伍也不能回到学校就解散了，那样对士气是不利的。所以回到校内后，大部分同学在新闻馆前小广场上集合，由游行主席团讲话，还由新闻系一年级同学演出活报剧，一个高个子（梁增寿）演美国人，一个矮而戴眼镜的（武振平）演日本军官，表演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活动结束后，队伍才解散。同学们在这次行动中受到深刻教育，又避免了重大损失。周谷城教授也对同学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是长期的斗争，不能认为游行没有成功，就是运动失败。”
这时已近暑假。校方匆匆忙忙地结束本学期的课程，提前宣布放假。相当多同学回家。留校的人大大减少。我家在上海，也回去了。
六、受特刑庭通缉和迎来上海解放
国民党当局看到学生运动蓬勃高涨的势头，自然不甘心。8月间，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准备在各大城市对进步学生进行大规模迫害。
8月27日，特刑庭在上海携带特务提供的名单对28所大中学校进行搜捕。到复旦搜捕的名单中列有30多人，大体上都是出头露面多的人，里面有杨本驹（即袁木，时任系科联合会会长，那时还没有入党）、陶承先、司徒汉，也有我。这份名单是油印的，各人名下都注明系别，所住学生宿舍房间和家庭地址，现在还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政府档案中。但复旦地下党的负责干部连一个也没有在内，可见特务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学校里的实际情况实在没有多少了解，也说明党组织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了。
假期中回了家的同学，特刑庭也按照名单上所列家庭地址搜捕。我在复旦中学另一个好朋友叶锦镛，那时是暨南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解放后转到复旦大学化学系就读，后来成为高分子化学方面的教授）。暨南大学在上海四所国立大学中是反动势力最猖狂的一所。特务学生但家瑞在抗战后期原是重庆复旦大学“学生”，因为殴打洪深教授引起教授罢教、使校方不得不将他开除，接着便转到暨南大学，常常带着手枪行动，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叶锦镛很有正义感（他并不是党员）。同济大学发动救饥救寒运动时他也贴一张大字报，呼吁暨南大学应该响应。没隔几天，他到复旦来看我和邱慎初时告诉我们他的遭遇：一天，但家瑞突然把他叫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十几个人拿着铁棍等着。但家瑞拿出手枪叫他跪下，说：“你不打听打听我姓但的是什么人？暨南大学有你的天下？我现在一记耳光上来，要你落四颗牙齿，你就不准落两个。我两个手指就可以夹死你。知道吗？以后青云路（指暨南大学一年级学生宿舍区所在）有什么事就找你负责！”这段对话是记在我当天日记里的。大逮捕时，叶锦镛也在名单上，那些人
到他家里去找。他姐姐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就说叶锦镛去报摊买报纸，很快就会回来。那些人等着。叶锦镛一回来，就被捕了，直到1949年1月28日才释放，整整关了五个月。
我为什么在家没有被捕？因为在这一年里刚好搬了家，学校里原来登记的家庭地址没有改，所以他们没有找到我。
在党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同我联系前，先有个同学匆匆地来我家告诉我：这次搜捕名单中有你（来校搜捕是公开的）。我立刻到一个亲友家躲起来，再同江浓联系。“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进行政治审查时，有一个问题是：在党组织同你联系前是什么人先通知你的？大概觉得这里有可疑之处。我凭印象说是数理系的同学王其健。隔不久，他们说：查过了，王其健当时去香港了，你说得不对。我再一想确实说得不对，因为后来听说过暑假中他和陶承先等都到香港去参加党所办的学生运动经验总结的学习班了。那么是谁先通知我的？对这个人究竟是谁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天彼此匆匆忙忙，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就走了。我急着想的是如何应对特刑庭的搜捕，没有料到20年后审查时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好在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揪住不放，也就过去了。改革开放后，有一次史地系比我高一年级、解放后随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工作的叶万新来看我，我们不算相互很熟，他随便地讲起曾到过我家，我仍记不起来。他说：不是通知你特刑庭要抓你吗？我立刻叫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是你！”我又问：你怎么会来通知我？他说特刑庭到学校来搜捕是公开的，是关郁南（和他同年级同学，不久就入党了）要我立刻来通知你的。这件事在我思想上才根本解决了。如果不是叶万新在近40年后到北京相见和说起，我对这件事就永远弄不清楚和说不明白了。
躲起来后，立刻遇到一个问题：同党组织怎样联系？我不能到复旦去找江浓，他也不便到我所住的亲友处找我，还不能让家里发现我同党的关系。想来想去，想到了表兄潘德谦。他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是亲姐妹。我们从小就是亲戚中关系最密切的。他比我大两岁，政治倾向很好，和我一起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还相互交换书看。他在所在的大公报上海办事处主动做了许多宣传党的主张的工作，还自己办了一个铅印刊物。我对他十分了解，就托他带封好的信给江浓，但没有告诉他信的内容，也没有告诉他我和江浓之间的关系。江浓有事写了信也由他转交给我，并且常同他谈谈，时间长了，觉得他不错也可靠，就把他发展入党。可见，外单位有人到复旦来发展党员的，复旦也有把外单位的人发展入党并将党的关系留在复旦的。这种事在后来看来很奇怪，却是事实。后来，潘德谦也因此受过审查，由当过复旦地下党总支部书记的李汉煌（解放后曾任上海团市委秘书长）证明，才解决了。
那时，国民党特刑庭对没有捉到的人宣布通缉，罪名是“扰乱治安，危害民国”。这样，我更得极其谨慎，不能自由行动。
当我避居起来时，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市委正有个重要决定：根据当时国统区的险恶环境和根据地的实际需要，要把大批较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转移到解放区去。计划撤退的有2000人。但当时要组织这样规模的撤退十分不易。到10月底、11月初才陆续撤退了约1000人，其中大学生占2/3。大撤退行动先后由吴康（时任市学委委员，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乔石负责。江浓约我从避居处出来，告诉我：现在需要撤退的人数量很大，你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可隐蔽的社会关系多，得要晚些，安排在后面走。这一等，就等到这年11月。
在这三个月中，我一直处在等待组织随时通知的焦急状态中，不能随便走出来，不能随便见人，更谈不上参加什么活动。能做的事只有读书。印象最深的是反复地读《整风文献》，也就是延安整风时必须学习的27篇文件，那是老的版本。可以说收获极大。对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党内生活的原则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基本认识，这是原来所缺乏的。此外，还看了一些理论书籍和文学作品。过去我不大看现代小说，这时认真读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有不少收获。那时，学校里的同学们正全力争取迎接解放和护校的繁重工作，我倒是能有时间较系统地读书。而在入党和做了一段实际工作后，再读这些书的感受和以前就有很大不同，而且后来时间又延长了，这为上海解放后重新回校投入新的工作，作了十分有益的准备。
11月上旬，淮海战役开始，华东地区的局面发生根本变化。不久，江浓又约我到外面谈了一次，告诉我不准备撤退到解放区去了，有两个原因：一是淮海战役爆发后，过长江的秘密交通已不那么方便；二是凡是上海的干部去解放区后，将来大体上仍得随军回上海，这是接管上海工作的需要，所以现在不必去了。
我本来以为不需要太久就可以回校。不料因为中央对南北战役的全盘考虑、同李宗仁当局进行“和谈”、渡江后在丹阳作解放上海后的充分准备等原因，这一等就又等了五个月。
这段时间内，我一直保持着同江浓的联系。平时还是不从避居处走出去，继续看书度日。有一件可笑的事情：我住的地方来过一个主人的朋友，他是广东来的，不知道我的身份，讲了许多广东农村的情况。我觉得很真实，很有内容，就整理出来，寄给当时比较进步的杂志《展望》。他们在12月18日发表，题目是《苦难重重的广东农村》。说它可笑，因为它居然加了“广东通讯”四个字，可能因为我寄去时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地址。这却成为我第一篇用白话文写又正式发表的短文。
在这过程中间，曾两次到故乡青浦，住在表舅曹安中家。他的长子和儿媳在抗战期间就参加了新四军。小儿子曹天扬在复旦统计专修科学习，表现很好（以后知道，他在1948年冬天也入党了，解放后在南京大学某个系当党总支书记）。三女儿也很进步，很活跃。所以住在他那里一段时间比较可靠。常来的进步青年，有夏炽阳、芮达权、金虺祥、曹锦云等，都很热情（夏炽阳解放不久就入党，并且参加了海军。不少人也参加了革命干部学校）。曾在他们那里看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伪装的封面上印着叶圣陶著《文章讲话》，那是对付国民党当局愚蠢的检查人员的。我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和正被通缉，但经过长期孤独的等待和唯一的读书生活，在外县的安全环境下，同他们无拘无束地一起活动，就像在复旦进步群众团体“新生社”中那样，心情十分愉快。这也反映出那时即便在青浦这样不大的县城，进步青年思想也已发生很大变化。
最后一段时间，因为校方并不知道我的家庭地址，又是个小人物，时间久了已不受注意，所以又回家住了不长时间。形势的发展，使我越来越感到鼓舞。但时间一天天过去，心情十分焦急。有时听到国民党的“飞行堡垒”警车在不远处街道上“呜呜”地驶过，还多少自然地引起一丝紧张情绪。我妹妹金再及正在复旦中学高二读书，就常同她谈政治形势，还比较系统地给她讲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大约1949年三四月间，她也被复旦中学地下党组织发展入党了，那时才将近16岁。
5月初，人民解放军已进攻上海，炮声在市区内已能听到。江浓通知我：指定时间到江苏路、愚园路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候，有我认识的人同我接关系。我准时去，稍等一下，来的是我在复旦史地系同年级的同学朱光基。他告诉我：我的党内关系已转到新闻系高年级同学陈先明那里，党小组由我和朱光基、魏绍杰三人组成（朱光基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魏绍杰曾任北京市体委办公室主任。朱光基、魏绍杰两人都是我在复旦的同班同学，都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入党），要我立刻到魏绍杰住处集中。我没有同家里打招呼，直接住到指定地点去。家中便不知我的下落了。
当时，复旦大学已被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校园由国民党军队占领。没有地方住的外地同学安排在中一大楼集中居住。魏绍杰临时住在他一个姓郑的表哥处，那是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军服厂里。他表哥看来是个工人，衣服很旧很脏，住处就一间竹棚，里面只有一张大的竹床，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对他只说是同学，因为学校被解散，临时到他那里住些天，其他都不说。
朱光基住在一所大楼屋顶上单独一个小房间里。陈先明（是一位可敬的老大姐，上海解放后就随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厦门工作了）就在那里同我们开了一个会，说等解放军进城后到指定地点参加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的工作，协助解放军做接管工作。最重要的是为他们两人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我说：入党的第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江浓没有为我和陶承先安排入党宣誓仪式，也许是叶家花园那个环境下不适宜这样做。这次，我就和朱、魏两人一起宣了誓。以后几天，只有复旦负责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的农学院同学周久钊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来过我们所住的地方（我同他十分熟悉。抗战期间他参加过远征军，进复旦读书后参加了地下党，改革开放后任沈阳农学院党委书记），跟我们谈了一下协助解放军接管的工作，别的就没有说什么。
在上海活动不能没有身份证。原来的身份证上有姓名，不能再用了。魏绍杰通过关系找来一份空白身份证，改个姓名，朱光基手很巧，用橡皮刻了一个公章，盖在身份证的照片上，粗看可以乱真，需要时可以用来对付。但兵荒马乱，后来也没有使用过。
党组织原来通知我们：上海一解放，立刻到北四川路（现改名为四川北路）的上海戏剧专科学校集合。那里离我们所住的地方不远。5月25日，解放军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但苏州河以北的市区还没有解放。我和魏绍杰早上起来听说上海已经解放，立刻兴冲冲地赶往上海剧专去。还没有到，远远望见剧专门口仍站着武装的国民党士兵，知道不对，立刻回身就走。如果贸然闯进去，也许就要成为“烈士”了。回身走的时候，周围枪声已响起来了。赶到住所，子弹已打到外面墙上。
5月27日，国民党余留部队起义，苏州河以北的市区也宣告解放。我和魏绍杰又去上海剧专，里面已是部分地下党的同志集合在那里，分配我们以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队员的身份，协助解放军接管。其实也没有做多少事，主要是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安定民心，没几天就撤回江湾的复旦原址去了。
在复旦被国民党政府命令解散后，校园被国民党军队占住，已是一片狼藉，肮脏不堪。同学们基本上没有回校。地下党总支便先在寒冰馆（后称500号）召开了一次全体地下党员会师大会，并没有其他人知道。
这是复旦地下党员第一次集体相见，我认识其中一半以上的人。看到有哪些熟人是地下党同志，十分兴奋。复旦的地下党员在1948年底有100人，经过解放前夜的一次大发展，已经增加到199人。听说交通大学的地下党有200人，两校地下党员人数占上海市区地下党员8665人的近1/20。
复旦的地下党员绝大多数是学生；教师中只有经济系的张薰华、余开祥两位助教；工友中有戴德元、萧训林等两三个人；教授中没有地下党员，那是为了保护他们，并且更便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次会议由复旦党总支书记袁冬林主持。他是农学院的学生。有个农学院参加会议的党员大吃一惊地说：他不是我们系里的落后群众吗？可见当时隐蔽工作做得相当好。党总支委员还有沈贵吾（土木工程系）、江浓（新闻系）、王休娱（法律系）、陈长洲（合作系）、王其健（数理系）。不久袁冬林被调到区里工作，由沈贵吾接任书记，江浓为副书记。
接着，学校中的大事是大量同学和地下党员离校，参加革命工作。离校的方向有几个：一是调往市、区各级机关，也有先经过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到各机关工作的；二是参加南下服务团，到福建去，这部分人很多；三是参加西南服务团，到四川去；四是因各种原因离开的。
这样，留下的地下党员只有40多人，党的总支委员也全部离校，只能改为支部，由政治系三年级的郑兰荪（后继张渝民担任上海学联主席，改革开放后任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担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有汪鋆（化学系）、黄千晖（法律系）、汪巽人（合作系）、张志泉（土木系）、施宗仁（农学院）。中间有过些变动，到1950年夏郑兰荪将调离学校前，书记还是他，副书记是黄千晖、俞继泽（政治系）、郑继永（土木系）、施宗仁、周久钊（农学院）、钟在璞（经济系）、张薰华（经济系教师）和我。
复旦，特别是文、法科的学生调离得太多。我原来所在史地系那个年级，除一个女同学外，全走了。不久，上海教育部门将暨南、同济两校的文、法学院师生并入复旦，加强了这方面的力量。同济大学文学院院长原是郭绍虞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原是刘大杰教授。两校学生中的党员也调入了一些，如后来担任第一任新闻学院院长的徐震就是这时从暨南大学调入的。
1949年那样的大调动，我怎么会留下来呢？党组织本来通知我参加西南服务团，到四川去。我还动员了史地系几个同学一起向西南服务团报了名。意外地，接替沈贵吾任党总支书记的陈长洲突然通知我不要去西南了，而是留在学校里。他没有说理由，我一无所知。现在看来大概是已准备要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准备成立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所以留下。
前几年，有年轻人找我访谈，有一个问题是问我怎样选择留在学校里。我说：你太不了解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的思想状态：只要是革命的需要，是组织的决定，就毫不犹豫地照做。举一个例子：1951年初抗美援朝开始后不久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复旦新闻系女同学吴志莲立刻报名并被批准了。她的父亲吴蕴初是十分著名的大企业家，抗战前发明了“天厨味精”来替代原来垄断中国市场的日本“味之素”，这时正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当时不少报纸和画报上登载一幅照片：她穿着解放军军装站在穿着长袍坐着的父亲背后。这件事很有名，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她以后一直工作得很好。前几年相遇，她还告诉我：到部队后，许多人好奇地来看看这位“大资本家的小姐”是怎么来过部队生活的。她说：其实自己很快就适应了。还说：最初不习惯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集体洗澡，一件是上厕所时蹲茅坑。这在今天的同龄人恐怕难以想象。我对去西南还是留校，确实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考虑和选择。只是有一点狼狈：你动员别人报名去西南，结果自己怎么不去了？复旦的党组织那时还没有公开，我又不能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
我就是这样在复旦留下来的。以后两三年的事再简单地说几句。
1949年7月间，经陈毅、粟裕签署命令，我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1月改为常务委员。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教授已预定当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副院长（院长是沈钧儒），只是第二年曾到复旦来看了一次，待了几天就回北京去了，没有管过学校的事。校务委员会的工作始终是由担任副主任的陈望道教授主持的，秘书长是胡曲园教授，教务长是周谷城教授。
复旦的党组织是1950年1月10日公开的。党员名单用大红榜贴出，引起轰动，有各种议论。有人说：某人我早就看出他一定是一个党员了。有的说：我觉得有几个不行。有的说：我有什么毛病，告诉我，如何争取入党。有的说：某某人很够，怎么不是党员。有的说：你们以后要小心，一举一动是代表党的。总之，反应很热烈。
这年，我当了复旦学生会主席。竞选时还搬来外国的办法：一位同学给我画了一幅大的画像，从登辉堂二楼挂到楼下；把我的考试成绩单贴在校门口；我还在食堂里站在桌子上发表过竞选演说。这种办法，不是我的主意，以后再也没有重复过，实在滑稽。
这一年，我还在全校学生代表会议上被选为第二届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青年界代表，直到1952年。复旦同学中的第一届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是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朱承中。
1951年3月，我接着汪鋆当了复旦大学团委书记。还到北京参加过一期团中央学校工作部（部长是袁永熙）举办的高等学校团委书记学习班。记得清华的团委书记是滕藤，北大是胡启立，燕京是阮铭。
1952年，在复旦是大变化的一年。
这年1月，华东文教委员会抽调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李正文（也就是1949年上海军管会接管复旦大学的军代表）率领王零等华东革大干部100多人到复旦大学工作。3月，成立复旦大学党委，李正文为书记，王零为第一副书记，原任复旦党总支书记的邹剑秋（复旦地下党员，因肺病休养多年，从新闻系毕业不久）为第二副书记，领导“三反”和思想改造工作。
8月，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开始。复旦本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这时，将农学院迁往东北，成立沈阳农学院；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而从浙大、交大、同济、圣约翰、沪江、金陵等大学调入大批文、理学院的师生。浙大来的人最多，著名科学家苏步青、陈建功、吴征铠、谈家桢、卢鹤绂、谷超豪等都是那次从浙大到复旦的。10月，政务院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李正文为副校长。教务长是苏步青，政治辅导主任是王零。复旦在华东高等学校中的学术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从上海解放到1952年，中间有许多事情，但同本文的题目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回忆已经写得太长，就不再多说了。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