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会议费管理” 只是“第一步”

　　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办法》对会议费管理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如“会议费开支范围、标准和报销支付”，均做了具体明确规定。(9月24日燕赵都市报13版)

　　中央公布的上述《办法》，无疑具有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亮点”。这突出体现在，针对各种现实存在的会议费管理问题，《办法》不仅细化了许多“应该怎么做”的规范，而且开列了许多十分明确“不得做什么”的禁止性规定。比如，严禁各单位借会议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严禁套取会议费设立“小金库”；严禁在会议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严禁提供高档菜肴，不上烟酒；严禁组织高消费娱乐，等等。

　　而在大力整治“四风”的语境下，这些“亮点”之于作风建设的积极价值意义，更是显而易见。一方面，不仅十分有利于规制在机关会议中现实存在的各种“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彰显“政府过紧日子”、“建设简朴政府”的施政理念；另一方面，从更深一层的作风建设角度看，事实上也十分有助于改进机关文风会风，有效推动克服避免“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这正像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指出的，“《办法》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制度建设和改进会风的重要举措”。

　　当然，在充分肯定《办法》的这些积极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要想在更广泛社会层面，全面深入地实现对公款性质的会议经费“无遗漏”规制，现有《办法》尽管十分重要，但实际上又只是事情“第一步”。因为很明显，尽管此次《办法》的适用范围和对象，相比以往同类《办法》已大大增加，但事实上仍然主要是限于“中央”层面的机关。一方面，地方层面相应的各类机关部门，并不在《办法》的适用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党政机关之外同样耗费公共资金、具有明显公共性质的大量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也同样并不属于《办法》的适用范畴。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央和国家机关”之外的这两类部门，显然同样面临十分紧迫的“会议费管理”问题。据此前研究机构公布的《中国会议蓝皮书》显示，“我国每年举办会议高达几千万个，会议经济产值近万亿元，参加会议人数上亿之多，年均增长20%”；“2011年我国四大主要会议市场会议数量和占比的排序依次是企业会议、事业单位会议、政府会议和社团会议”，其中，“政府会议占13.8%，同比减少了3.3%”。

　　尽管上述会议统计结果中，“政府会议”的数量占比并不算高且呈下降趋势，但就“每年几千万个”的基数而言，绝对数量显然依然十分庞大，而且这些“政府会议”的主体，显然也并非“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而是大量地方层面的政府会议。关于这一点，从此前媒体披露提供的一则会议数字中，不难“窥见一斑”———沿海一省份某厅级官员，因不堪忍受会议过多，最终统计会议数量的结果竟是“一年1068个会议！”，一个省厅会议数量尚且如此之多，全国范围内的情况不难想见。
    而要彻底改变这种“不堪忍受”的地方政府部门“会议过多”局面，显然急需在现有《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将目前局限于“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会议费管理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入推进、实现全覆盖，不仅将各级地方国家机关全面包括进来，而且也将非国家机关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也统统纳入其中。（张贵峰）

关键词：会议费,管理,财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