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节 重申责任与改革

　　于二十年前，说起“未富先老”，我们会觉得很遥远；于十年前，谈起养老政策化，一切已开始悄悄起步；但行至今日，我们似乎尚未找到一个笃定与可寄托的安排。

　　昨天（10月13日）是重阳节，但登高望远的古老习俗似乎已少有提起，更多出现在媒体上的是关于“养老”的话题。因为10月13日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出台以来的首个法定“老年节”，不少网友趁势建议将重阳节定为法定假日，让子女陪陪老人，方能更好地实现“重阳敬老”的意义。调查同时显示，中国24%的老人靠养老金生活，农村老人多“自食其力”，且过着“空巢”的日子。有报道甚至披露，北京最火的公办养老院，入住排队竟然需要等100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众声喧哗的养老话题，一一厘清并不难。关于呼吁放假以便在重阳节探望父母，虽有着良善之目的，但不免又陷入了假期“工具主义”的泥沼。对年迈父母的关心，最重要在于日常照料，并不一定需要某个假日来助推；对农村“自食其力”老人的养老，当下最迫切的是扩大最基本养老保障的覆盖面，然后形成政策发力的“涟漪效应”。至于说到入住排队需要100年的公办养老院，它当然只是少见的个案，但反证出的还是优质养老机构的极度匮乏。要杜绝此种养老怪现状的重现，一方面需要建立更多的公立养老院，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大对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的扶植，进而实现养老需求量的分流。

　　论及养老，我们已进入银发年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于此种“进入”的速度，社会显然依旧处于估量不足或是低估的状态。数据表示，我国老年人口2012年底已达1.94亿，今年将突破2亿，且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成为当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老人人口超2亿的国家。在“跑步”进入之外，我国老龄化还面临几大矛盾：譬如未富先老的矛盾，因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我们将长期面临养老与保障的双重压力。老龄化的现实迫不及待地需要“加速度”的顶层制度设计来应对。

　　一种更精细与“加速度”的安排，只能建立在合理的养老成本分担机制之上。从本质上来说，养老是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那么怎样的养老成本分担才是合理与可接受的？对此当然没有明确答案，但政府应该是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一点确凿无疑。关乎此，许多观察者都谈到此前沸沸扬扬的“以房养老”政策试点，尽管民政部此后迅速回应了民众的几大疑问，并表示“以房养老”绝不代表政府不管养老，但这催生的舆论风波足以让人重申养老事务中的政府责任：如果说民众已通过纳税和养老金缴纳与政府制定了养老契约，那么在传统的家庭养老、逐利性的社会养老外，政府必须成为主要的养老力量。

　　在这个“老年节”里，我们需要重申责任，也要再谈谈养老制度改革。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面世，或许可昭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终于步入法制化轨道，但其远不能代表中国养老开始稳健上路，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老年生活预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两会热点关注话题中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至今仍然几无进展。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隔一段时间就会提起，有学者还描绘出了对延迟退休“男耕女织”的幻想。一系列养老制度改革还有着不少焦点话题，它们被习惯性地归因于“历史原因”或“发展需要”。但无论如何，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它们只能以不能等待的“深水区”改革来纠偏。
    未富先老的大国，未老先忧的养老政策，这正是我们今天不得不直面的“白头困境”。于二十年前，说起“未富先老”，我们会觉得很遥远；于十年前，谈起养老政策化，一切已开始悄悄起步；但行至今日，我们似乎尚未找到一个笃定与可寄托的安排。“明天，谁来为你养老”，在重阳节兼“老人节”里，不妨再发问一次。“人多、钱紧、资源少”的困境下，“中国式养老”该何去何从？它依旧是这个时代的深沉话题。从个体权利的角度来说，身体机能与社会影响力都在“衰败”的老人，无疑是整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弱者要被体恤，社会秩序理当表现出一种稳定的“偏爱”，这是中国社会养老必须面对的漫长路途。（特约评论员王聃）

关键词：重阳节,老年节,养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