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成年的孩子”孤独下去
就用“成年的孩子”来称呼那些已经成年的“智残者”吧。 除非家中真的有一个智残儿童,否则对智障家庭艰辛的体会和同情都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 两年前,我曾到一家培智学校采访,见闻至今难忘。学校里的孩子们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无忧无虑的面孔,他们目光略微呆滞,用最简单的语言互相交流游戏。智障孩子最好的选择就是上培智学校或在普通小学旁听。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与周围环境的不适应越来越明显。短暂的学习生涯一般在16岁左右就结束了,此后就开始憋在家里,慢慢脱离社会。。 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培智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孩子在这里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另一方面,他们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这个城市里还有很多和他们同病相怜的人。“我前世欠了他们还不完的债。照中国的传统说法,他们是‘讨债鬼’,我前世欠了他们的‘债’,今世要来还。可是,我今生今世都还不清啊。”已故的著名导演谢晋曾不无安慰地说,他的三子一女中,两个小儿子都患有智障。一个拥有强大内心和较多物质资源的著名导演尚且如此感慨,普通智障家庭的压力可想而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把他带出来很丢人。”一位父亲说,不只是外人,他自己也曾歧视过自己的孩子。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目前石家庄市有智残者52000多人,大部分中重度智残成年人的父母等监护人已步入老年,“老残一体”的家庭越来越多。智残人士的父母面临着精神、生活的多重压力。放眼全国,石家庄并不是特例。 在一些地方,由政府出资建立智残人托养机构已被提上日程,而民间的力量也不容小觑。不妨鼓励民营福利机构的进入,专门为身心障碍者设置职业培训服务。其基本模式是由政府倡导,提供场地和相应的经费,再由民营机构募款参与职业培训工作。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智残人士能够最大限度的自立才是当务之急。比如可以形成一种机制,完全不能进入职场工作的智残者可以选择进入特定的工厂,辅导员在此培养智残者的工作能力。拥有一定工作能力的智残者进入工作队,在这里从事简单工作并领取工作报酬。经评估具有就业能力但仍无法独立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士可以进行支持性就业。当智残者已有充分的能力进入社会时,政府和机构将会安排他们从事与普通人无异的工作。 作为普通人,我们注视智残家庭时还是难免带有异样的目光。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良知和善念不仅仅在口头和书面的表达中,更应该注意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给他们更多的关爱,无论他们的性别、肤色,更毋须说是否与我们有“不同”。文明社会要给弱势群体最大的关怀,无论是家庭、社会、政府,还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给弱势群体最大的尊重,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对文明、对人道主义最大的救赎。“成年的孩子”在父母苍老后,让社会成为他们的依靠。(关开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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