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再出发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并不是仅仅针对公车改革的，但纵观11月26日的媒体，除了中央几大报中规中矩地用新华社原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某某条例”外，绝大多数纸媒都把头版献给了“党政机关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这份包含了12章65条的《规定》，涉及了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等多个方面，如果以《人民日报》这样的“大版面”为单位，其字数刚好能装满一整版。公务用车改革被从这八千字当中单独提出、成为了舆论焦点，既见多年诉求之深，也见此番力度之大。

　　“公车终于改革了！”11月25日晚，多年推动公车改革的、兼具公职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叶青在微博上发出一声长叹。随后陆续发出关于此番公车改革的若干解读，囊括了“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采用市场化机制运行”等多个方面。但最为意味深长的反而是两个简短的问答，其一是“按规定叶局也不能配专车吧？”@叶青答“自开私车十年”；其二是“估计今后那些坐不上车的官会骂死你的！”@叶青答“早有准备”。

　　他亲历改革之难，因而在为11月26日《新京报》撰写的评论中，以“公车改革方案终于尘埃落定”的标题来表达欣喜和感慨。文章盘点了此次改革的亮点，并一一点明了那些《条例》中的弦外之音，如“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这意味着“单位不养车队，社会上有的是提供者”；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这意味着“副省级及副省级以上的干部配备专车，副省级干部退休后不配备专车”。

　　车改从1994年到今天已达二十年，不止叶青，普通民众也都见识了期间种种试点与停顿、探索与倒错，“广州车改”、“温州车改”、“昆明车改”、“杭州车改”都曾成为新闻现象和改革标本。在此番改革之前，《条例》中所涉及的车改模式几乎都曾经历过地方试水。

　　地方公车改革试点大概梳理，可分为三种模式，不仅面对着利益阻挠，也各自面临着观察者对改革方法甚至改革价值的质疑。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即按级别配给公车补贴，取消公车。此类改革在论证时就面临着“特权赎买”的追问，操作中又遭遇“变相补贴”的质疑。此间，“辽宁弓长岭区长8万元天价车补”一事又曾引起了民意沸腾，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公众对补贴一事合理操作的信任。二是以租代买，以统一租赁公车代替购买车辆。这自然而然又牵扯了政府采购的乱象，以及选择租赁公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模式三是严格管理，以GPS定位等技术手段监控公车私用。当然，即便引入高新科技，自己监督自己的模式和温和的惩罚措施还是让公众对改革的有效性保持着质疑。

　　对此，光明网评论员在11月26日的评论中分析称，“之所以但有改革就有质疑，总结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改革者本身是改革对象，恰如地方政府左右手博弈。公众有理由认为，改革即使不出现停滞或倒错，被改革切掉的利益也可能以其他方式回输。二是在“塔西陀效应”之下，地方政府难以以公信担保改革能以理想化的方式操作，权力的溢出效应很容易给改革本身带来无数寻租风险、各种变形可能。”

　　只见乱云飞渡，不见拨云见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对此番公车改革持有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给予掌声的同时怀有顾虑。谨慎，源于多年地方改革始终没有闹出“大动静”；乐观，源于这次改革的统筹级别，以及对“自上而下推进”这一中国政治治理经验的信任。

　　况且，在这项改革之前，已经有了“八项规定”近乎一年的铺垫，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鼓之声，这使得改革的大气候已不同以往。就在一周前，新华社还刊发了一篇聚焦车轮腐败的报道，称中纪委晒出了今年以来各地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成绩单”：“截至9月30日，各省区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共14839起，其中，违反公务用车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案件数量为4851，占比接近3/1，居各类问题之首。”这类恰到好处的报道也让公车改革有了箭在弦上之感。

　　因此，中央层面宣布“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也获得了一种可操作感。无怪《京华时报》的评论将其称为“破冰之举”，认为其“切准了民众脉搏，切合了实际需要，堪称一次历史性破冰之举。”并给出了乐观的展望———“一点交通补贴，很自然地完成了公务活动的市场化承载，从总体上大大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很好地发挥了社会和市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人民日报》的评论规格也显示了此次改革的规格。11月26日，它以一篇名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制度保证》社论来配合《条例》出台，虽然没有单独拎出公车改革评议，但论及了约束三公、约束权力的普遍方法：“打铁还需自身硬。把反浪费的要求上升为党内法规，从源头上狠刹奢侈浪费之风，是实现我们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三中全会后大热的抽象范畴，由此获得了若干具体的观察角度，包括公车改革。（刘白 漫画/勾犇  ）

关键词：公车改革,公务用车,反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