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之路走得太长

　　人们大都不知道在北京大悦城、北京马连道、广西东兴市挥刀制造血案嫌疑人的名字，但却用另一种方式记住了这三个人：他们都有精神病史。于是在通常的民间表述中，这些案件都被归类为精神病杀人事件，对精神病患者危害公共安全可能性的担忧也相继出现。(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11版)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最近几年，精神疾病患者举刀杀人、驾车撞人等事屡有发生。而根据各国流行病学调查，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有暴力倾向，尤其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其暴力倾向比一般人要高出数倍。于是，要求政府加强精神病患者收治工作的舆论之声日甚。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因为投入不足而捉襟见肘。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精神科开放床位总数是22.8万张，而根据1993年的全国性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当时全国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1600万———之后，再无此类全国性的调查。而且，我国精神疾病治疗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多集中在北上广等发达城市，全国三分之二的县甚至连精神科医生都没有。更别提这仅有的医疗资源，还被当做“维稳”工具，塞进一些原本没病的“患者”。

　　被拒于医疗机构门外的精神病患者，也同时被社会拒绝。在精神病院缺乏和错位的显性问题之下，这一现象被长期遮蔽，以至于许多精神病患者被医疗机构拒绝，或者从医疗机构走出之后，却被流放于社会之外。一个“精神病”的标签，或者让其他人产生恐惧———担心他们会突然暴力相向；或者引来人们的嘲笑甚至侮辱。看似精神病院与社会只隔着一道墙，但病患们回归社会的路，却遥远而漫长。有研究表明，若仅对精神病患者进行长期的医院治疗，会致使他们与社会脱节，进一步因为不能适应社会，而造成病情的反复。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强化社区在精神病患者治疗上的作用。1963年，肯尼迪政府决定，将那些危害较轻的精神病患者交由社区照顾。这种社区康复模式自此推广，并成为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模式。比如在一些国家经常采用的模式是白天在医院接受治疗，晚上回家。而当他们结束治疗离开医院后，会先到社区康复中心进行过渡。这种模式不但保证了患者于社会的稳定沟通，也能够给社会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些人，并不特殊。

　　要做到这些，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双重合力。酝酿27年并于去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在83条条款中，涉及康复问题的只有6条，有专家认为这是经验不足所致。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对医疗机构的财力支撑尚且不足的情况下，社区康复方面的投入就更为薄弱了。所以，就需要政府更大的财政投入和更为详细的政策支持———必须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群体，怎能等闲视之？

　　而社会的态度，也需要进行转变，被妖魔化的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重新的认识。虽然不时有精神病患者暴力事件发生，但对这个数以千万计的群体而言，这些事件的比例并不太高。美国精神病协会曾专门就此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在任意年份里，精神疾病患者发生的暴力犯罪事件，只占当年犯罪事件的4%—5%。他们并非暴力的“宠儿”，而是和罹患其他疾病的人们一样的不幸者。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是受到人们嘲弄甚至是冷漠以待的不幸者。若非发生恶性事件，人们很少去关心他们的状况和权利。可问题是，若不善待精神病患者，他们又怎么会对这个社会带有更多的善意？（特约评论员张恒）

关键词：精神病人,回归社会,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