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以舆论为“支点”撬动劳教制度?

　　如果几十年后梳理劳教制度的改革史，就会发现它也和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过程一样，有标志性案例、有标志性人物，也有大规模舆论声讨。唯一看不到的、或不明显的，是法制系统的主动革新。

　　崔先兵、彭华生、裴后远、柳井军，湖北洪湖人，四位拾荒者。2009年10月18日，他们在深圳罗湖区的街边打扑克，因有1到20元的赌注，而被深圳劳教委以“赌博”为名劳教了一年。据媒体报道，崔先兵的老婆杨秋兰事后上访时得知，派出所之所以抓他们四个人，“是为了完成当年的劳教指标任务”。

　　小人物和劳教二字联系在一起，故事多半辛酸而曲折。事前是各种莫名其妙———故事的主人公们被民警按着手，“完成手印”；事中是各种求告无门———一位主人公的妻子像孟姜女一样，找人、上访、天天跑到劳教所门口哭；事后是同样的不了了之———除了彭华生和劳教委签订了和解协议书，拿到了四万元补偿，其余三人的行政诉讼均被告知超过了起诉期限。

　　在劳教和劳教之后的两年中，每一个主人公的生活都当得起运命多舛四个字。有人孩子辍学，有人陷入贫困，有人维权上访，但最终都是没有结果、日子照旧。如果不是媒体以新闻的方式为他们这段生活立传，这些曲折的经历就会和所有小人物的故事一样，成为历史碾过的尘埃。

　　当年因收容遣送而遭遇厄运的人，肯定不只一个孙志刚；今天因劳教而经历生死悲欢的人，当然也不只一个唐慧。就如同7月25日《南京日报》的这篇报道所展示的一样，献祭于恶法的人不计其数，每一个的人生拿出来放大都令人不胜唏嘘。而更令人恐惧的是，如果没有舆论的大规模介入，这些人的厄运对于不正义的制度本身恐怕仍然构不成挑战。

　　2003年3月，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送入广州市收容遣送站，三天后被野蛮殴打致死。4月，媒体开始报道此事，并引起了全国媒体的集体关注和一场社会舆论的地震。事情令人发指的细节和收容遣送站的黑暗生态逐一被还原，舆论的中心诉求也由为一个年轻人讨回公道变为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从3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到8月收容遣送废止，这五个月的速战速决后来无数次被引证为舆论监督的经典案例。反过来说，它也可以用来证明司法系统自我革新能力的丧失。

　　同样，唐慧一案的峰回路转也是借助了舆论的东风。从2006年至今的七年间，社会舆论已经成为了唐慧撬动劳教制度的唯一支点。由微博、微信、论坛等组成的网络舆论空间里，公众与媒体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陪审团，与唐慧诉永州劳教委的两次审判伴随始终。“上访妈妈”所享受到的程序正义和公正结果，恐怕难称常态，皆是拜一种“人人盯着”的舆论氛围所赐。

　　唐慧案之后，各地已开始暂停劳动教养审批。如果几十年后梳理劳教制度的改革史，就会发现它也和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过程一样，有标志性案例、有标志性人物，也有大规模舆论声讨。前者以后者为支点，后者以前者为出口，唯一看不到的、或不明显的，是法制系统的主动革新。这展示了恶法巨大的历史惯性，也让人深深忧虑于制度本身的自我纠正能力。

　　就像这四位因打扑克被劳教的小人物，如果没有媒体关注，他们的荒唐且辛酸的经历就会就此湮没无闻。被舆论从不公正遭遇中“打捞”出来的人们，是该庆幸，还是该悲哀呢？（特约评论员刘文嘉）

关键词：劳教制度,收容遣送,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