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不能单独施行

　　改革，成了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后，社会舆论这几年里念兹在兹的重大问题———国企改革、官员的房子、计生政策等等———皆有定论。11月18日《人民日报》评论版刊登“本报评论部”文章称公报和《决定》，“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此言不虚。

　　在那字字句句里，放开“单独二胎”的政策，因其贴近性更强，自然受到的关注也更大一些。

　　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大概更能理解人口政策走到这一步是多么不易。33年———他在为《东方早报》撰写的评论文章的开始，就提到这个数字，这是中国从开始执行一胎政策到现在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在那篇名为《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中，历数了这33年里，中国人口结构在一胎政策之下发生的变化：大国空巢、未富先老、性别失衡、劳动力短缺……这些变化都有着相关的研究报告予以支撑。

　　这也是《京华时报》的评论中所重新提及的问题。“发展形势已然明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若是不放宽人口政策，将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问题。”该报评论员凌霄云表示，开放“单独二胎”即是为了应对这诸多问题的积极措施，而且时机也恰到好处：“越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正向效应越弱，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越大”。所以，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把生育选择权下放给家庭，是顺应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必要之举。

　　但这顺应国家形势的决策，何时能从纸面落到实际还是未知数。11月1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就“单独二胎”政策做出权威解读，称新政不设统一时间表，由各省负责，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依法组织实施。这种安排，自然是考虑到各省在人口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情况，灵活应对之举。但“不统一时间表并不是说改革没有时间表”——— 18日的《长江日报》评论版，把这句话拎了出来作为头条评论的标题，以显示自己的态度。该报评论员进一步阐述道：“宏观改革最终在于地方推进，不统一时间表某种程度上是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地方必须及时做出判断，尽快制定与地方形势相符的，能够得以实现的政策时间表。它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改革更贴合现实，政策更易于落地，而不是为拖延改革创造条件。”

　　不难看到，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时，一些担忧之声也随之出现。这种担忧几乎是讨论人口政策时所难以避免的：放开对生育的限制后，人口大量增长，超出社会承受能力，怎么办？如果地方政府出于这个忧虑而放缓政策落实，实在需要来看一组数据宽慰一下自己了。在昨日关于“单独二胎”政策的评论中，多位评论员都注意到了这组调查数据：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中，大约50%-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将近有一半符合政策的家庭，不愿意要第二个孩子。论者王石川在为撰写该话题评论搜集资料时，注意到了一个地方案例更是极端：“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告诉记者，去年发放了近3000张二胎准生证，其中双独夫妻约占1/100，也就是说，去年双独夫妻生二胎孩子的不到40人。”

　　何以至此？生活压力大、养育子女成本高、年轻人逐渐淡薄的家庭观念，都是原因所在。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生育率越低，已是不争的事实。长期关注生育问题的专家杨支柱就分析道，这次人口政策的调整，短期可能会出现人口增长提速的情况，但长期来看，人口增长数量并不会太多。

　　所以，不要认为把生育选择权下放给家庭后，这就只是夫妻两人之间的问题，它仍然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不解决，寄希望“单独二胎”政策为社会发展带来利好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珠江晚报》刊登了《“单独”可生二胎，呼唤公共服务完善》一文就认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之后，还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需要考虑：“如何减轻他们的压力，如何增加保障，以及如何进一步健全公共服务？”论者王石川认为，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在法国，一位‘准妈妈’拥有至少16周强制性带薪产假，其工作必须得到安全保证，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一年内可以获得每月1000欧元津贴”。即便在人多地小资源更加匮乏的日本也有相关政策：政府提供生育费，还有医疗补助，育儿减税、育儿金。

　　无论是对计生部门，还是政策的制定者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的“单独二胎”政策这一积极信号，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其背后，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来配套。33年前，为了执行一胎政策，政府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计生系统，现在，则需要转变思想，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系统。对为政者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正如《京华时报》引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话来点评这次改革时所写道的那样：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多次强调，改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此次先行放开单独二胎，即是打破这个障碍与藩篱的改革智慧与步骤。（张恒    漫画/李宏宇）

关键词：单独二胎,政策,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