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桐花开——在兰考县寻访焦裕禄精神
刘俊生记得,每次他和焦裕禄一起下乡,焦裕禄都让他带上相机,却不让给他照相。这个谜,刘俊生一直猜不透,后来逮着机会问焦裕禄。焦裕禄笑着给他解释:“叫你拿着照相机,就是为了多给群众拍些照片。那一次到耿庄,你还记得吗?群众一看要给他们照相,把衣服一脱,挥舞工具,口里喊着‘使劲儿干哪!给咱照相哩!’你看,给群众照相对他们鼓舞多大呀!”在兰考工作一年多,焦裕禄只留下了四张照片,其中三张还是刘俊生偷偷拍下的。 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李忠修记得,一天他和焦裕禄去察看灾情,半路下起了雨。李忠修让焦裕禄穿上雨衣,焦裕禄拒绝了,他让李忠修披上,说等会儿雨大了他再穿。过会儿雨大了,李忠修要脱下雨衣给焦裕禄,但是焦裕禄说:“这不算大雨,你先穿着。”倾盆大雨下了起来,焦裕禄说:“既然雨都这么大了,我也淋湿了,咱俩保证一个人不受淋,你继续穿着吧。” 兰考县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副站长朱传峰记得,当年他的父亲朱礼楚和另一位大学生魏鉴章分到兰考当林业技术员,焦裕禄专门到泡桐苗圃来看望他们,得知他们是南方人吃不上米,生活不习惯时,焦裕禄叫县委办公室同志想办法予以照顾。不久,两位大学生去粮站买粮食时,粮站同志告诉他们可以全部买大米了。“是焦书记的关心,让我父亲和魏伯伯的思想坚定下来,扎根兰考,为这里的林业发展贡献力量。”朱传峰说。 一个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人,群众永远把他记在心上。 在焦裕禄纪念馆采访,记者发现,这里的参观者有许多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中有家在县城附近自己溜达来的,也有家在几十里地之外专程结伴而来的。问他们来过这里多少次,他们回答说记不清了。但是他们参观时,目光依然那么专注。 仪封乡耿庄村70多岁的老人梁道锋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梁大爷由于生病,在与纪念园一路之隔的县医院住院。每天输完液,他都要来这里转上一圈。谈起对焦裕禄的印象,老人感叹说:“这个县委书记架子恁小!”如今,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提起焦裕禄,依然亲切地称为“老焦”。 “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焦裕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50年后,他依然活在兰考人民心中。 正对着焦裕禄干部学院大门,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那棵泡桐已长成三人合抱的大树,枝繁叶茂,高耸挺拔。不论刮风下雨,附近朱庄村今年72岁的魏善民大爷每天都会拎上一把大扫帚,清扫这棵焦桐周围的落叶。“焦书记和我们在一个锅里吃过饭,红薯面窝窝头加咸菜。焦书记去世后,我父亲先在这里扫,身体不好了,就交给了我,我只要能动弹,就一直扫下去。”老人说。 “一天不死,我就会守着这间焦书记跟农民代表开座谈会的屋。”双杨树村67岁的姚留学说,当年焦书记在这间屋里坐在砖头上,和群众商量如何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路子。姚家的院子历经4次翻新,唯独这间临街的老屋保留了下来。风吹雨打几十年,老屋已经破败不堪。儿女们曾劝他把老屋拆了,既能扩大些住宅面积,也能当做门脸儿增加点收入,可老人坚决不同意,他说:“我舍不得。”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为什么焦裕禄墓前至今还有那么多人瞻仰?为什么焦裕禄纪念馆至今还有那么多人参观?这正是由于焦裕禄同志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兰考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孟俊喜说,焦裕禄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新时期学习焦裕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对人民的态度和作为。 “我要亲自把兰考县一千零九十四平方公里土地的自然情况摸透,掂一掂兰考的‘三害’到底有多大分量” 一件几乎看不出本来颜色的雨衣、一把破旧的只留存在老一辈人记忆中的油纸伞、一根普普通通用来探水的高粱秸秆,这就是昔日焦裕禄查看雨情的全部装备。在焦裕禄纪念馆内,许多参观者在这个陈列展柜前久久凝视,伴随着讲解员深情的讲述,大家仿佛看到了那个顶风冒雨、艰难跋涉的身影。 斯人已逝50年,但音容笑貌似乎仍触目可见,温言暖语似乎仍萦绕耳畔。 “当年‘三害’调查队成立后,焦书记表示既当队员,又当‘队长’。同志们认为他工作忙,又有病,都劝他不要下去。可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刘俊生对记者说,焦裕禄来兰考,之所以能够很快打开工作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求真务实。他注重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再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工作重心。刘俊生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当年兰考县36万人,灾民就有19.3万人。因为逃荒要饭的老百姓实在太多了,县委专门成立了劝阻办公室,各公社、大队都有相应机构,在村里劝,在路口截,在车站堵,目的只有一个,减少灾民外流的数量。 然而焦裕禄来兰考不久,就把劝阻办公室这块牌子摘了,代之以除“三害”办公室。表面看只是换了个牌子,实质上却是兰考县委、县政府工作重心的转变。“因为他广泛走访调研发现,风沙、内涝、盐碱‘三害’,是兰考的灾根、穷根,要挖掉穷根、栽上富根,首先必须除‘三害’。”刘俊生说。 形容当时老百姓苦,有这样一个顺口溜:早起一个淀粉馍,中午面条捞不着。晚上汤,照月亮,小孩喝了光尿床,劈头劈脑三巴掌,别骂爹别骂娘,只怨地里不长粮。 每次下乡,看到群众挨饿受冻,焦裕禄都揪着心。当同事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充满血丝,大家都知道,焦书记一定又夜不成寐。他的肝病一天天严重,可他的心脏却像装上了一台马力强劲的发动机。他告诉同志们,要想根治“三害”,必须查清它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他说:“我要亲自把兰考县一千零九十四平方公里土地的自然情况摸透,掂一掂兰考的‘三害’到底有多大分量。” 在兰考的470多天里,焦裕禄待在县委大院办公室里的日子屈指可数,他的双脚,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兰考的大地上。 他和大家一起撵风追沙,直跟到沙落地;他用一根高粱秆探路,傍流涉水,直觅到水归槽;他在盐碱地里,亲自用手搓一搓,用嘴尝一尝,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从兰考县到山东省境内有一条长达32公里的贺李河,他曾沿河逐段察看过两次。经过许多日日夜夜的跋涉,他终于做到了心中有数。 当时任县长的程世平在回忆文章中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一套独创性的科学工作方法,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兰考的灾情那么重,光有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出战胜困难的办法。 焦裕禄深信,群众中有大智慧。走群众路线,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是他求实作风的充分体现。 兰考县的一些老干部至今还记得焦裕禄说过的话:“要尽量减少会议,走出办公室,到下边去巡回检查,调查研究。”“要好好记住,当工作感到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到群众中去,问问群众,你就有办法了。” 一年零三个多月,焦裕禄走访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5000余里。 “焦书记当年治理沙丘,就是受我父亲魏铎彬的启发。”张庄村村民魏振中自豪地说。 原来,有一次,焦裕禄听调查队的同志说,张庄附近有一个27户人家的彭庄,现在已被沙丘淹没了,农民魏铎彬他娘的坟就在那里,经常被狂风扒开,露出棺材。于是,魏铎彬用一个早晨的功夫,把沙底的淤土翻上来盖到坟上,狂风再也吹不动了。 焦裕禄听完后,连声称赞这个办法好。他兴致勃勃地说,凡是有淤土的地方,都采用淤泥盖沙的办法,干他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准可以在兰考来个大翻身。 “焦书记治‘三害’讲究稳扎稳打,先搞试点,再由点到面。”刘俊生说,焦裕禄率领干部群众首先在赵垛楼大队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经过七级大风考验,沙丘没滚动,旁边的麦苗没打死。之后又在张庄大队搞大面积试验,效果依然很好。 接着,县委把这两处试验成功的办法向全县推广。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全县危害最大的一些沙丘,全用淤土封闭了,又在上面种了各种树木。焦裕禄兴奋地看了一处又一处。 焦裕禄纪念馆内,人头攒动。墙上一份《焦裕禄同志总结的治理“三害”的方针方法》,引来许多参观者驻足默读—— 治沙: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方法…… “记得当时是1964年元月,在总结除‘三害’工作时,同志们都说,干了这么长时间,总结可以写一大本子。焦书记说,不用,一张纸就总结完了。”刘俊生说,这份总结既简明扼要又明确透彻,虽然只有200多字,但却是焦裕禄亲身实践的产物。 焦裕禄赴兰考上任没两天,便骑着自行车,挨门挨户到老乡家中走访。他还住进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与肖大爷3次彻夜长谈。肖大爷告诉他:想治风沙最好种泡桐树,泡桐树喜沙壤、长势猛、扎根深,一年一根杆,两年粗如碗,三年能锯板儿。焦裕禄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个主意好!” 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焦裕禄很快认识到,不造林就不能改变兰考面貌。在1962年12月22日至24日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他号召全县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大搞植树造林,并要求从1963年开始全县人民每人每年至少要种一棵树。 会上还提出加强经营管理,实行“六包”,即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工、常年包工、专业包工、连续包工;要求尽快确定林权,建立责任制,实行管理分成,颁发林权证。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齐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有人觉得这个‘包’字太敏感,上级刚刚把包产到户当作单干风批了,现在又提‘六包’,太冒险了,提出等等上头的政策再定方案。”刘俊生讲道,焦裕禄当即说不能等,改变兰考的面貌,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他还强调,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棵就报一棵,不准搞浮夸,不准搞攀比。 根据一些老同志的讲述,在一些小细节上,更处处体现着焦裕禄的务实—— 县委发的许多重要文件,他很少让办公室的同志起草,而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亲自写出来。他说:“重要文件不要委托秘书写,特别是讲话、作报告,更不要别人写好,自己在那里干巴巴地念。” 为了及时反映全县各条战线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指示县委办公室创办了《情况摘要》。之后,他对每一期都亲自批阅、修改。 摸清“三害”底细后,在他的主持下,县委拟出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方案)》。他还建议,各生产队、大队、公社都要制订除“三害”规划,并经各级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一级批准。 有人向上面告城关公社负责人扣发救济粮,当他了解到,原来这位负责人用救济粮实行城肥下乡、以工代赈,不仅奖励了勤劳人、治住了懒惰汉,还换来大量肥料为庄稼丰收奠定了基础,他主动替这位同志在领导面前承担了责任。 |
关键词:兰考,焦裕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