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转型”留下的反腐问号
有传言称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的媒体人罗昌平已从媒体副主编一职离任。27日,罗昌平向记者证实,已不再负责《财经》杂志的采编业务,“是单位将我调到了研究院”。罗昌平未正面回应调职原因。(28日《云南信息报》) 尽管距被举报者刘铁男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已半年有余,但举报者罗昌平未曾离开公众的视线。公众的持续关注,首先缘于作为媒体高管以举报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线,且被举报者官至副部级,实为罕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举报人保护制度不尽完善的现实中,举报者罗昌平的命运始终让人担忧。 这种担忧,即便在刘铁男被调查后都没有完全消除。此次罗昌平调职,尽管尚无确切原因,但公众将之与此前的举报联系在一起,实属条件反射,毕竟举报人的命运变数,有太多前车之鉴。客观而言,罗昌平调职研究院,并非传言中的“被离职”,或许相对而言已经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但罗昌平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他那次举报所揭示的反腐困境已得到改观,其身后留下的反腐问号,仍有待解答。 在成功举报刘铁男之后,有舆论认为这是对于反腐的“里程碑”式推动。对此,罗昌平本人坦言,并不看好这一说法,认为仅仅只是个案的突破,对制度本身并无贡献。目前来看,这一说法显然更客观。且不说长达五个多月的举报过程,令其本人和围观者充满担忧,更凸显出反腐背后的各种角力和不确定因素,说明有效的制度化举报对接机制还远未成熟。 在一个反腐乃“急民众之所急”的社会背景下,实名举报副部级高官,确实带有堂吉诃德式意味,因此不乏有人将罗昌平称为反腐英雄,但其实没有必要。在一个理性而健全的反腐制度中,选择做举报者只是一位公民的正常权利。而每一个在法定权利内的举报者都应该拥有可被确定的命运,这本身就该是反腐制度建设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罗昌平称自己的举报“既要有抗压能力,又要有对事实的核准能力,还要有把握时机、聚合资源的能力,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具有的”——他的成功举报对普通举报者的超越程度,恰是目前反腐制度建设距离完善的距离。 有必要再次回味一下罗昌平自己对于这次举报的评价——我用自己的“举报信誉”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会给权力系统一个警示,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监督?一个新的时代来了!势不可挡!——这样的问号与感叹号,是比罗昌平个人命运更需要被放大的时代关注项。 -任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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