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收费的不是“大V”之母

　　“我母亲82岁了，从北京回老家补办一个身份证，你们竟要她在那里等一个月以后才可办理，还强收她十元钱办理电话通知费！”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25日晚在一条微博上发出的抱怨，事发地在衡阳市祁东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仅仅过了不到一天，当地公安部门亲自登门道歉、退费，并表示会严肃处理涉嫌乱收费的户籍协警。

　　这个看似值得高兴的结果，却让我们这些围观者高兴不起来。原因有二：其一，当地公安部门这项明显涉嫌乱收费的“电话通知费”，难道只是针对于建嵘母亲一个人吗？恐不尽然。其二，如果被乱收费的不是于建嵘教授的母亲，事情会处理这么迅速，当事人会得到如此的“待遇”吗？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最大的可能是，当地公安部门对所有前来办理二代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相关业务的人，都会收取所谓的“电话通知费”。而绝大多数普通市民，即便认为收费不合理，也不得不交，即便投诉了也没人理会，最终就不了了之。只不过这一次乱收费收到了名人母亲的头上，结果被于建嵘利用名人身份予以曝光，让当地公安部门承受了舆论压力，才如此迅速给予解决而已。

　　就是说，事情的迅速解决，不是当地公安部门知错能改，而只是偶然碰上了“不好惹”的名人，公安部门只好“自认倒霉”。而类似的事情以前还发生过不少。比如，院士的笔记本电脑被抢，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后，10天内找回电脑。比如刘洋父母所住的小区停水停电，小区居民打出“刘洋别回家，家里没水没电”的横幅。结果17分钟后，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就出面道歉，并给业主赔偿。

　　问题的关键是，对绝大多数百姓而言，自己既不是名人，也没有身为名人的儿子和女儿，无法利用名人效应和舆论声势维权。于是，也就没人把他们的权益当回事。依靠名人效应维权的背后暴露的恰恰是普通人维权的艰难。所以，即便于建嵘母亲的事情得到再圆满的解决，都无法让我们高兴。对普通人而言，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没有对侵权者的严肃问责，则他们的合法权益，难免处于无保障境地。　-苑广阔(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