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变市民”：回不去那个村 融不进这座城

　　在本组河北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中，我们看到了结构性的农民工短缺、农民工的产业化转型、因农民工的转移带来的农村空心化现象等等。新型的城镇化，被认为最终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脱离土地的农民变成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市民，这个进程，并不仅仅是几十公里的乡村到城市的地理距离，摆在迁移潮中的农民面前的现实有：回不去的乡、进不了的城、迈不过的槛、看不见的门和停不下的心。

　　回不去的乡：

　　“在老家摇微信都找不到好友”

　　“常回家看看”入法了，这让来自邢台柏乡的张海涛感觉很奇怪，前两天刚刚从家里帮忙收完麦子回来，妈妈告诉他，“没事不用回来了，好好在石家庄干活儿吧，岁数不小了，攒点钱准备结婚。”

　　今年21岁的张海涛高中毕业之后就从老家出去打工了，行迹遍及邢台市、邯郸、石家庄，虽然常年奔波，但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长的并没有农村青年的特征，瘦瘦小小、白白净净，架着一副边框掉了颜色的眼镜，走在大街上，很容易被当成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

　　但行走社会的人，能从眼睛里看出社会经验的多否，虽然戴着度数不小的眼镜，但一看张海涛的眼睛，记者便能把他从大学生中区分出来，因为这并不是一双清澈的眼睛，从他游离不定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这3年多来他所经历的复杂社会。“先是跟着同村的大哥到邢台给别人打工，开叉车，一个月800块钱。后来又到邯郸曲周倒腾建材，干俩月干不下去了。去年底来的石家庄，在饭店里当服务员。”张海涛告诉记者。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语气很轻松，三年多的奔波劳苦，似乎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年饭店的服务员不好招，张海涛来石家庄也是同乡介绍的，一个邢台的老板在石家庄红旗大街上开了一个规模不大的饭店，主打涮锅，价位适中，主要面向工薪阶层，生意时好时坏。张海涛干的是传菜员，这个活说累不累，每个月开1500元的工资，包吃住。相比前两个，因为没什么技术含量，张海涛并不十分喜欢这样的工作。但优势是可以在石家庄驻足。“一般情况下两三个月回一趟家，有的时候有钱了，就给我妈留一点。有的时候钱不够花，可能还得跟家里要点生活费。”张海涛说，“我妈让我干到23、24岁就赶紧回家，早点结婚生孩子，我觉得太无聊了。”“我感觉没法在老家呆着。”张海为解释这个观点，给记者说了一个奇怪的理由，“过年回家玩微信摇一摇，根本就摇不到好友。”

　　对于新一代的农民工来说，“乡土”并不是一个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词，因此与更多彩的见识和更丰富生活习惯比起来，老家并没有吸引力。

　　进不了的城：

　　“一个月工资都交了房租？”

　　这两天石家庄气温骤升，动辄35度以上。这让从承德来石家庄打工的孟宪安有点吃不消了。晚上，他狠了狠心从西三教村里的夜市上，花了100元钱买了一张新凉席和一台小电风扇。

　　孟宪安岁数也不大，36岁，但是因为常年在外跑车，风吹日晒，脸色黝黑。他是一名老司机，货车开了十二年，技术过硬，人也实在，原来在老家铁矿里开车的时候就很受喜欢。不过最近两年当地铁矿效益下滑，不少工人都“放假”了。受不了漫长假期的人们，都开始纷纷出去找工作。

　　孟宪安的一个老乡在石家庄做白酒代理，手头缺一位货车司机，得到这个消息，孟宪安连行李都没收拾就赶来了。老乡兼老板对他很客气，答应每个月开出2800元的工资。但是公司没有宿舍，只能每个月再给400元的住房补贴。这样孟宪安比较满意。

　　但遗憾的是，孟宪安发现，如今在石家庄租个房子价格实在不菲。因为家人都在老家，孟宪安只能和单位的两个年轻同事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一个月房租1400元。这是石家庄一个老铁路宿舍的顶楼，经过一天的暴晒，屋子里“跟蒸笼一样。”

　　孟宪安的媳妇是农村妇女，孩子都在老家上小学，有爷爷奶奶带着。为了方便一点，老孟准备把媳妇接过来给自己做饭洗衣服，但是合租显然不合适。再找一套房子，一室一厅的不好找，找到了也得好几百元的房租，这让孟宪安有些犹豫。

　　其实孟宪安一直有进城的想法，他考虑的比较长远，“我想让孩子在外面见见世面，他们恐怕种不了地。”但是，一个月的工资都交了房租，显然不是他现在能承受的。

　　事实上，石家庄的公租房是可以向打工者提供住房保障的，孟宪安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但是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有一系列的条件，比如在就业城镇居住2年以上，劳动关系稳定，并有手续完备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在申请地连续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或累计缴纳社会保险2年以上等等。而且在操作过程中，申请人目前多通过单位统一申请，对于老孟这样的单位，管不管申请他还不清楚。

　　看不见的门：

　　“在城里找不到朋友”

　　胖胖的张斌穿着一双拖鞋，在石家庄青园街上的市政施工工地边徘徊。工棚旁边的一根晾衣绳子上，挂着三个鸟笼子，里面的三只小鸟，是张斌现在在这个城里的唯一朋友。“你以为这是我们为了玩养的鸟吗？”张斌故意卖关子，“干管道施工的都有自己的土办法，开管道什么的之前，先把鸟放进去看看下面的情况，有意思吧。”

　　这个施工小队成员，年龄大部分都在40岁以上，张斌能够进来当小工，还是凭着他的叔叔跟负责人关系好。因为无心学习，张斌连初中都没有上完就辍学了。

　　在家人看来，张斌属于一个绝对好吃懒做型的孩子，在家每天的事情就是满大街晃荡，有钱的时候到镇上网吧里上网，没钱的时候在家床上躺着玩手机。今年初父母实在看不过眼，才让他叔叔介绍了一个小工的活儿干干。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队里的老工人们对这个“手脚不勤快、眼里没活儿”的孩子很看不上眼。而张斌觉得，“这些人和我有代沟。”

　　但是除了这个圈子，张斌在这个城市里并没有其他的朋友圈。所以每次到一个项目工地，张斌就觉得实在熬日子，而对于马路上和他同龄的孩子放学后边走边讨论数学题，张斌显得很鄙视，但鄙视完之后却难掩失落。

　　迈不过的槛：

　　“孩子借读费得交12000！”

　　郎先生来石家庄已经超过10年了，期间也是做过好多工作，最近5年一直在做打印机的品牌代理，收入逐渐稳定，在石家庄也已经买了房，但是户口一直放在老家没有转过来。“今年孩子该上小学了，不能在放在家里由老人带了。但是到石家庄上小学的话，就得交借读费。”郎先生告诉记者，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给孩子找学校，但是附近的一家小学，6年的借读费要交12000元。“家里边磋商了一下，因为的我的业务有可能转移片区，所以孩子不一定能在这里上满6年的小学，这一下子交这么多的借读费，开支也不小呢。”

　　对于郎先生这样的“资深”打工者来说，除了收入和房租，城市里迈不过的门槛更加高了一层，户籍、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等，都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障碍。“因为户籍没在这，公交卡办不了，孩子上学进不了，甚至连第二套房子都买不了。”郎先生说，虽然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多年，但是总有某一个细节提示你仍然不属于这个城市，所以一直以来，他对这个第二故乡，还是缺乏归属感。

　　停不下的心

　　与几位形形色色的新一代农民工聊过之后，我发现用什么的文字也无法准确描述出他们如此复杂和细腻的内心。这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色调单一纯洁的社会，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有一颗停不下的心。

　　新一代农民工为什么非要进城？只有那些在城里住腻了，一心向往田园生活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对于我们所说的新一代农民来说，土地这种付出与回报极不对称的东西早已经没有了吸引力。田园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清贫、劳作、乏味。

　　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涌进城市，将城市里的灯红酒绿传递给他们的时候，进城往往成为年轻人最为向往的生活。

　　从乡村到城市，对很多人而言，只意味着2小时的路程。但对上亿农民工来说，则意味着现有生活方式和未来的改变。如此大的诱惑，谁能抵抗的住？

　　但现实情况是，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也仅仅拥有一个停不下的心而已，摆在他们面前的障碍、门槛和隐性门实在太多，户籍、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明理念等等，都需要一一打破。

　　数百年前，现有的大部分城市都还只是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不可逆转，这样来看，新一代农民工进城之路，其实也并不遥远。

　　记者手记

　　看重庆一年内300万农民如何变市民

　　———专访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成福蕊

　　户籍制度或成新城镇化突破口

　　记者：对于新一代农民工进城的问题，您认为主要有哪些阻碍？

　　成福蕊：国家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已经是既定战略，据称现在正在制定相关的规划。我也认为，新型城镇化绝对不能走以前城镇化的老路，要解决农民进城问题，从物的城镇化转化到人的城镇化。

　　摆在新一代农民工面前的问题很多，你比如户籍问题。我认为在这一轮城镇化中，户籍制度变革和建立农村制度的退出机制是农民进城的关键。

　　记者：这种变革将是什么样的？

　　成福蕊：有消息称即将推出的新型城镇化将剥离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公平福利，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地市级城市以下全面放开户籍限制，大城市则逐步放开，确保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在居住地的待遇得到改善、享受到当地的社会服务。

　　这显然是个好事情，当然具体的情况还需要等待政策出台之后才能明朗。但这是一个方向。

　　重庆一年300万农民进城怎么做到的？

　　记者：户籍问题解决了，但进城的农民缺乏工作岗位、缺乏社会保障等等，会不会是新问题？

　　成福蕊：当然，户籍问题只是一个突破，我不认为户籍问题放开了，城镇化就解决了。人的城镇化，重要的是要让进城的农民真正实现身份的转变，他们要有工作、有钱赚、有保障、有房住、有学上。

　　在很多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突然涌入农民，很多人肯定会说那肯定不行，会出大问题的。但真会这么难吗？

　　记者：有成功的例子？

　　成福蕊：我们虽然不是城市经营者，但事实上这样的成功案例是有的。比如重庆，一年内实现了300万农村人口的转移，作为一个西部地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重庆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工转为城镇人口，社会配置资金大概要需要十几万，这意味他们转移300万的农村人口，要需要3000多亿的资金，这笔钱从哪里来？

　　如果这3000多亿都要财政拿钱，那政府就可能头皮发麻不敢做了。实际上重庆的做法是，一千多亿是企业拿，因为当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以后，企业对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有所增加。

　　第二个部分农民工进了城以后，他在城里面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城市道路，各种各样的城市道路，这个一千多亿该政府拿。

　　第三个就是农民工在农村里面退出宅基地，它需要有个资金去接盘，这个接盘比如说土地交易所，房产商进行接了盘，有的是在城里面租房子，买房子，可能农民工自己也会掏点钱，所以社会收入，也有一千多亿，所以实际上所谓三千多亿，是三个方面来承担。

　　从时间上来看，这三千多亿是15到20年来完成的，它不是一年要你出三千多亿。比如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15年以上形成一个基金。重庆政府因为算的很清楚，所以一年下来300多万人转移，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记者 袁伟华)

关键词：农民,城市,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