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艾滋病人入浴所”是制度歧视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部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艾滋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该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公共浴所对艾滋病人说“不”有没有必要，引发了业内人士和社会公众的争议。(10月15日河北青年报02版)

　　争议在所难免。艾滋病人群是敏感人群，亦是弱势人群。当非歧视原则逐渐深入人心，任何针对艾滋病群体的不友善的公共决策，都很容易引发非议。

　　反对设置禁令者，以流行病学的医理为依据，提醒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切莫无端抱持杯弓蛇影的恶意想象，“从未有任何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曾有人是因为出入公共浴室而被感染的。”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科学与常识，就不得不承认在没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情况下，将艾滋病人群坚拒于公共沐浴场所之外，是一种轻率无礼的冒犯。

　　然而，支持设置禁令者也并非全然胡搅蛮缠，刻意制造敌意与对立。无论如何，与艾滋病人群共浴是需要勇气的，即使科学与经验一再告诉人们，风险大多是可想象和可控的，但只要风险不能被百分之百控制，哪怕只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被感染，人们还是会战战兢兢，说不恐惧是自欺欺人。此为人之常情，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忧虑，而非动辄口诛笔伐。

　　那么，在人之常情的忧虑，与非歧视的大原则之间，政府如何取舍才是正义而负责任的？事实上，任何公共决策都是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结果。截至2012年10月底，中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以及患者总共为49万人，相对于13亿的总人口，这一比例不能算高，从全球来看，中国也是艾滋病低流行国家。从这一角度出发，以国家的名义大张旗鼓地禁止艾滋病群体进入公共浴所，实有过度反应之嫌，甚至有可能引发莫名恐慌，必须谨慎从事。

　　更重要的一点是，公共决策永远不能失去道义性，尤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所秉持的价值观不能随意摇摆。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基本人权的角度说，公权力理当对艾滋病群体持善意与开放态度，对其作为“社会人”的归属感与尊严感予以充分尊重和保障，任何有可能孤立艾滋病人群的公共政策都必须慎之又慎，除非有证据表明，公共安全因此而招致明显而高危的损害，否则决不能轻易对艾滋病人群行坚壁清野之行动。

　　事实上，即使禁令成行，恐怕也是摆设。艾滋病不是那种明显表露在外的疾病，沐浴场所经营者根本无从监管，只能依靠个人自觉。换言之，立一块禁止性标志，除了激发艾滋病人群的敌意，加剧人们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歧视，没有任何正面效果。不仅如此，这种禁令如若成行，更将首开制度歧视恶例，后患无穷。 -张若渔

关键词：艾滋病,浴所,患者,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