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发红包为懒政是偷换概念

　　明年，澳门特区将继续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建议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非永久居民5400元，分别较今年增加1000元及600元。就此，有内地专家学者指出，不论穷人、富人都发钱，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当运用，是一个懒政的方法；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是保低，而非普惠，澳门的做法即便是对内地某个省或市，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11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有关专家学者的说法不免绝对，事实上，2008年，广东东莞“受澳门特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红利的启发”，向本地户籍市民派发给每人千元的红包，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从2010年起，海南三亚市政府即给市民派发红包，今年下半年涨到每月60元，派发对象包括本地户籍和非户籍就业人员等全体市民，以应对物价不断上涨。

　　纵观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和内地东莞、三亚等国内外向民众派发红包的情况，大抵有三种主导因素：一是鼓励民众消费，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二是帮助民众克服大宗商品价格和薪资上涨引发的通胀压力；三是政府财政盈余。因此，在政府部门派发红包过程中，多是面向全体市民，且不区分穷人与富人。

　　尤其是政府财政盈余型的派发红包，往往内容很丰富。譬如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将财政盈余的400亿港元拿出来，向市民派发红包，红包中既包括为月收入低于1万港元的每个强积金(类似社保的公积金)个人户口注入6000港元，也包括免除居住公屋者的一个月租金，还包括对上年度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退税75%，还向领取政府津贴的65岁以上老人发放3000港元等等。

　　事实上，无论哪种类型的政府部门派发红包，都跟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冲突，而仅仅是制度化社保体系之外的社会福利补贴。正因为涉及所有民众的福祉诉求，派送红包并不是只给社会弱势群体而跟富人一点关系没有。能说新加坡、香港等地经常派送红包，其常态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健全吗？香港派发红包对企业所得税退税75%，相当于红包同时发给了富人，其社会保障就是不保低吗？

　　澳门特区连续几年向市民派发红包，属于财政盈余型派发。2014年澳门特区预算收入估计约1536.2亿元，而现金分享计划的开支只占收入的一小部分。在政府福利明显改善中，澳门特区除了现金分享计划外，还出台了电费、教育、看病等补贴政策。但与此同时，澳门特区实行“双层式”社会保障体系，除了“全民社保”之外，政府还为每名居民开设了保障户头并注资，医疗保障也较为健全。

    由此可见，对于派发红包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社保是社保，红包是红包，二者并行不悖。把本就具有普惠性质的红包派发，放到社会保障的框架中去评判，甚至定义成一种懒政，实属偷换概念，误导舆论。在我们致力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借鉴一些外来经验，并依据国情选择性地吸纳。这就要求，不要动辄否定和排斥某种民生经验，甚至将其错误地解读成一无是处。（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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