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正义的“无罪判决”不再迟到

　　近期有几起被告人被判无罪的个案，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先有浙江张氏叔侄案的冤案平反，两人恢复无罪之身。后又有河南“死刑保证书案”被告人李怀亮，在历经七审三判后，终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最新的例证是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12年悬而未决，近日终以五名被告人全部被判无罪而落判。

　　“证据不足不为罪”(疑罪从无)，本是刑诉法的明确要求，但现实中，它往往迟到。一些案件，只要通过了公安、检察的程序，不管证据是否充足，最终法院都很难宣判无罪。“疑罪从无”明明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却又常常成了一个“梦”。

　　但若将这一怪现状都归结为当值的法官，未必公允。难道法官不晓得“疑罪从无”？相信多数人都不会这么看。那为什么明明证据不足，法院却不敢判处无罪？这多半是因为，在法官的背后，还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裁判的结果。近年来那些轰动一时的冤案，莫不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权力之手。

　　所以说，“疑罪从无”最大的障碍并不在立法，也不在法官，而在法院能否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再确切地说，在于当值的法官能否拥有抵抗外来压力的制度保障。以此反观舆论对“疑罪从无”的叫好，这其实也是对法官的一种舆论保护。那些动辄爱将舆论对个案的评述贴上“舆论审判”标签的法官理当知道，舆论监督的指向并非是某个固化的司法结果，而是司法公正。

　　当然，认同“疑罪无罪”，并不是要忽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感受。“疑罪从无”也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种类。有的是客观上无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有的则是因为侦查机关的不作为甚至是渎职，而导致证据灭失从而形成了法律上的“证据不足”。法治社会当然不会赞成“命案必破”，但法治社会也需要侦查机关力争实现“命案必破”。在法理上，个体将对犯罪的追诉权让渡给国家，是基于对国家的信赖。接受授权的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也有职责去努力实现每一宗个案的公平正义。

　　对“疑罪从无”再怎么强调，也不代表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上就可以消极以待。相反，在侦查工作中尽快完成从“抓人破案”到“取证破案”的转型，已是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