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才是最好的城市形象

　　就在延安城管临时工跳踩商户头部事件告一段落之际，一篇名为“致广大关心‘延安5·31事件’网友的一封信”的网帖，再度引发争议。作者以被踩头者刘国峰的口吻，称“我也有一定责任”，希望“不要因为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否定延安革命圣地的形象”。对此，刘国峰承认公开信是受他委托向社会发布的，但他未回应“被公关”的质疑。(12日《南方都市报》)

　　延安城管临时工跳踩商户头部，这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作，可以视为城管暴力执法的最新代表作。然而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并非事情的高潮。这封以被踩头者刘国峰的口吻所写的致广大网友的公开信足以表明，在一些地方的城管执法乃至城市管理中，或许还有比暴力执法更加让人无法理解、更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封公开信行文之谦卑，逻辑之诡异，如果不是首先亮出身份，很难让人相信这封信的作者就是那位头部被“双脚跳起踩跺”的可怜商户。不少网友质疑这封公开信的真实性，甚至在刘国峰承认此信乃“受他委托向社会发布”之后，仍有网友认为这是“被公关”的结果。对此，正如有论者所说，事已至此，这封信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是事件发展的某种必然。显然，比公开信的真伪更有价值的议题是，在城管暴力执法的恶性事件发生后，究竟什么样的作为才真正有利于城市形象？

　　必须厘清的一个概念是，个别城管人员的不法行为与城市形象的优劣从来都不是一回事。城管与商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始于今日，也并非限于一地。这有执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的原因，也有城管体制上的原因。从管理角度说，城市形象并不取决于矛盾和冲突，而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良性纠错机制，而良性纠错机制的前提，就是保障弱势群体正常表达诉求的权利。换言之，弱者的诉求表达能够得到制度性保障的话，人们有理由相信，诸如“城管打人”之类的事件仅是个案，而不至于上升到城市形象的高度。

　　问题在于，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把个案与城市形象联系起来，从而患上“形象洁癖”，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把负面事件处理成皆大欢喜的模式，如此，不可避免地会扭曲乃至压制弱势者的正常表达诉求。其实对于这封公开信，与其说它不真实，不如说它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的背后，隐隐透着某些管理手段和理念的不正常。

　　人人都应当是城市形象的积极维护者，但城市形象最终是为每个人服务的。任何时候，城市形象都不能凌驾于个体的权利和尊严之上。如果把城市形象比做一只木桶，那么弱势者的表达权就是那块最短板，它的长度决定了城市形象的高度。让弱者拥有正常表达诉求的权利，其实就是城市形象的最好体现，这既表现出权力的谦抑，也昭示着问题得以良性解决的无限可能。  -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