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人的村庄 井陉最小的行政村面临消亡[组图]

　　“你已行走在城市，却依然充满乡愁”。故乡，是融入生命的不舍与牵挂。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故乡是那一方温馨的港湾，早晨鸡鸣声声，黄昏炊烟袅袅，院头门槛，老人抽着老烟袋，注视着田间地头疯跑的顽童，远处传来妇女们呼儿唤女的吆喝声。难忘那浓浓的乡音，淳朴真挚的乡情。

　　然而，这一切逐渐远去，只能魂牵梦绕萦。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农村慢慢萧条破败，出现众多“空心村”。广大乡村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迁，甚至是重构，乡村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告别似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留在村里，劳动力过剩，难以致富；离开，则是现代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的必然选择。也许最初选择离开的人心中还抱有观望的心态，但这种观望很快变成一股潮流，越来越多的农民兄弟卷起铺盖卷，奔向城市。

　　随着壮劳力的离开，农村产生了两个特殊人群———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中国农业大学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近年，留守儿童或随着打工父母外出就读，或到远处寄宿，农村，慢慢成了荒凉与寂寞的代名词。不少村庄已经消亡，或者正走在消亡的路上。

　　中国乡土社会中最为核心的家庭生活、伦理观念、乡土文化，随着农村人口的疏落，“空心村”的增加，正在逐渐被改变，被吞噬。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需要尊重这种趋势与规律，但也应该注意发展中的问题，让发展更自然、更熨帖，尽力减少变化的负面影响。对于众多留守农村的老人来说，故土是根，是生命，离开，就似断线的风筝，是无法接受的痛。如何让这些老人安度晚年，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前行吧，但愿故乡有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而不要成为城镇化潮流角落里那一抹孤独的剪影。

　　六个人的村庄

　　井陉最小的行政村面临消亡

　　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说，我国的自然村10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只剩270万个，“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另有一组数据显示：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

　　城镇化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众多村庄被裹挟着，奔向终点。井陉县辛庄乡的井子村，这个辉煌时人口曾达到200多人的村庄，如今成了只有6位老人坚守的“最小行政村”。尽管不舍，老人们知道，这个村子无法摆脱消亡的命运。

　　最后的留守者

　　井子村位于井陉县大山深处，进村先要沿着仙台山大峡谷蜿蜒前行，公路还没有通到家门口，惟一的通道就是一条宽约2米、长约1.5公里的陡峭碎石路。记者的车开上碎石路没多久，道路突然变陡，车停在半山腰进退两难，正巧村支书李喊头的女儿女婿从山外采购回来，合力将车推上了山。

　　井子村郁郁葱葱。进村后，李喊头家的大黑狗跑了出来，站在院子边叫，李喊头喊了一声，黑狗摇摇尾巴趴在了地上。村里的房屋都是石头搭建的窑洞，依山而建，大部分院子长满荒草。

　　今年66岁的李喊头当了27年的村支书，如今还兼任着村委会主任。包括他在内，井子村现在居住着6口人，年纪最小的64岁，最大的75岁。其中有两个“光棍”，3个丧偶，只有老支书李秀和妻子杨栓怀是两口之家，其余都是一人一户。人气不够，李喊头就自己养了两条狗，3只猫，还有一头耕地的老黄牛。

　　现在井子村小得可怜，但鼎盛时期人口曾达到200多人。李喊头说，井子村的历史能追溯到清朝，祖先们从山西大槐树来到这里落脚扎根。上世纪70年代，井子村还有100多口人。

　　回忆是温馨的。李喊头说，他小时候，这些院子里都住满了人，非常热闹，惟一的缺点是缺水。到了80年代，人口开始外流。农业合作社解散后，土地承包给个人，井子村位置偏僻，与外界差距越来越大。到了结婚年龄，村里的青年说不上媳妇。树挪死，人挪活，与其在山里打光棍，不如出去碰碰运气。短短50来年，井子村由原来的100多人搬迁得只剩下6位老人。

　　干活，为了打发寂寞

　　李喊头家的院子里有个简易锅灶，一口锈迹斑斑的大锅，旁边还有一个碾子。以前井子村兴旺时，逢年过节，村里人准备好吃的，这口大锅与碾子前每天都有人在忙碌。大锅用来蒸馒头、做豆腐、制粉条；碾子既能磨黄米面，也能给谷物、麦子脱粒。李喊头说，那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改善生活，每到这时，人们个个兴高采烈，说话的嗓门也大了许多，村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当年井子村还有学校呢，有十几个学生，一位公派老师。”李喊头说，后来村里人陆续外迁，孩子们也越来越少，他女儿9岁时，学校就剩了3个学生。3个孩子还得一个老师，后来他主动找到教育局，把这个教学点取消了，把女儿送到了山下的五弓村上学。1994年，女儿15岁时，李喊头把她的户口迁到了井陉矿区的中乐村，他却无法割舍这片家园，选择继续留在井子村。

　　人少了，静得慌。前两年，守在村里的几个人偶尔还凑在一堆打打扑克，现在年纪大了，没了这“雅兴”。“孤单的时候也有，”李喊头说，好在现在有电视，但偶尔也会寂寞，忙起来时所有的都忘了。现在村里人少了，可种的地就多了。别的长不好，玉米没少种。地在山里，耕地靠牛，肥料、种子和收回来的庄稼，全靠人背肩扛，收割回来的玉米全靠双手脱粒。

　　岁数大了觉也少，5时许李喊头就起床了，扛着锄头去地里松松土拔拔草。忙活到8时左右，回家烧点饭，一个人的饭好糊弄，自己吃完，还得喂狗、猫。夏天日头毒，午休一会儿，下午3时许再去地里。李喊头说，只要勤快点，农活干不完，这种日子也很幸福。最高兴的事，是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子回来看他。

　　人退野猪进

　　“这两条狗也不顶用，连个野猪都看不住。”让李喊头最郁闷的就是捣乱的野猪。原来野猪并不多见，这几年人少了，植被也在恢复，野猪和獾越来越猖獗。李喊头的玉米每年都会被野猪糟蹋一大片。保护动物不能捕杀，李喊头用蒿草编织出一条条长长的草绳，将鞭炮夹在中间，放在玉米地里点燃，隔上十几二十分钟，鞭炮啪的一响，野猪会被吓得远远跑开。时间长了，野猪不怕了，又开始祸害。

　　野猪不仅偷偷在山里祸害庄稼，还敢成群结队大摇大摆地逛马路。李喊头说，前段时间，两头成年野猪带着4头猪仔在村口的大路上溜达，看到人才沿着大路跑进了山里。看庄稼被毁生气，看着野猪猖獗的模样，又哭笑不得。

　　多坚持一天算一天

　　6位村民都老了。75岁的老支书李秀原来还能步行十几公里去镇上买个油盐酱醋，现在缺啥只能靠70岁的老伴。

　　3年前政府出资3万元给村里引来自来水。山里没有手机信号，政府给装了部电话，成了与外界联系惟一的快速纽带。虽有政策扶持，但李喊头与李秀都能意识到，井子村迟早会消亡。

　　年轻人不愿回来，村子慢慢荒了。李喊头说，经过村民大会，大家同意将村里的部分土地交付给一家公司托管，每位村民除了一次性得到6万元补偿，每月还能领到400元生活费。如果愿意，还可以在这家公司种植的林地里干活。李喊头红着眼圈说，没想到井子村到了这个地步，不知道后人会不会戳他的脊梁骨，说他败家。“这是无奈之举，这儿毕竟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家啊，但不这样又能有什么办法？”“我们老了，出去能干啥？”李喊头说，他会一直坚守着祖宗的基业，陪伴着这片土地。幸而女儿、女婿前几年回来在村头办起了养鸡场，让这个寂静的村庄稍稍又有了点人气。但因为交通不便，饲料运进来，鸡蛋送出去，都不是件容易事。“井子村毕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说，能让村子多坚持一天算一天。”李喊头说。

　　观点

　　空心村是发展使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一篇文章中说：“它们(村庄)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有学者认为，村落的消失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生态条件恶劣处的移民搬迁，大多是政府行为；另一种是自然消失的，本来户数就很少的小村搬迁到县里或城镇，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人，土地也抛荒不种了，村落自然就萎缩了。城镇化是大趋势。但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最难转身的是留守的老人，如何减少老人们在转型过程中所受的伤害，让他们安度晚年，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

关键词：村庄,空心村,行政村,消亡,井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