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于文瑞：或是仅存的日军南京投降仪式见证者

　　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将以立法形式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就在这一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行三人，来到石家庄探访抗战老兵。其中98岁的于文瑞老人是硕果仅存的日军南京投降签字仪式的见证者和亲历者；93岁的陈鹏老人曾参加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对日作战。纪念馆研究人员说，抗战老兵年龄越来越大，他们就是日军侵华的人证，时间紧迫，“我辈尽心卫正道，岂容青史尽成灰！”

　　缘起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来石

　　寻找日军投降见证者

　　2月25日中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保管研究处处长艾德林、副研究员张元卿、王晓阳一行三人来到石家庄，通过中国红色收藏家联谊会河北分会的郝绍华、杨国遵联系上了本报记者。

　　艾德林介绍，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举办大型展览。为了筹备明年的展览，他们搜集了大量资料，在网上也查找了很多线索，《燕赵晚报》往年的几篇报道引起了研究人员的重视。“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去年《燕赵晚报》报道，石家庄市民98岁的于文瑞老人，当年就在受降仪式现场担任警卫。”艾德林说，2007年的《燕赵晚报》还报道过一位名叫龚克智的老人，亲眼见证了日军在石家庄投降的场景。

　　“明年大型展览的主题是‘受降’和‘庆祝’。”纪念馆副研究员、南京大学博士张元卿说：“当年日军投降，除了在南京主场进行之外，还划分了16个大受降区，包括北京、天津、香港、越南河内等地。驻这些区域的日军统一到该地向中国受降主官投降。但不知道当时这些地方受降仪式的细节怎样。关于‘受降’各方面细节的研究，是我国抗战史上的短板。同时，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是怎么庆祝的，场景怎样，现在还有什么人证和物证？以及曾经参加抗战的老兵，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都是我们采访和研究的主题。”

　　“《燕赵晚报》报道的于文瑞老人，当年就在南京受降仪式现场担任警卫，这个线索太重要了，如果能找到他，就是我们此行最大的收获。”张元卿说，而龚克智老人，亲眼见证了日军在石家庄投降的场景，对他们研究日军在各地投降的情况也有很大帮助。

　　记者联系了两位老人的亲属，于文瑞老人已经98岁，身体硬朗；而龚克智老人已于2008年去世，来访的三人深感惋惜。随后，记者又联系了93岁的陈鹏老人的亲属，老人曾是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辎重兵战编汽车第一团战士，老人仍然健在。艾德林、张元卿、王晓阳很高兴，与老人亲属定下了采访时间。

　　探访老兵于文瑞

　　98岁抗日老兵见证日军南京投降签字

　　昨日上午10时，在本报记者的带领下，艾德林、张元卿、王晓阳来到棉五生活区于文瑞老人家里。令人惊喜的是，年近百岁的老人，走路很稳健，说话声音洪亮，亲自和外孙女王凤霞迎了出来。

　　艾德林、张元卿、王晓阳给老人带来了营养品和慰问金，还将一个羊绒玩具小马赠送给老人。“今年是马年，老人戎马一生，为抗战胜利作出很大贡献，所以我们特意买了一匹马送给老人，祝老人健康长寿，龙马精神。”艾德林说。

　　于文瑞老人耳背，张元卿就在纸上写出问题请老人看。说起尘封已久的往事，老人又非常健谈。

　　于文瑞生于1916年，河北省井陉县人。1936年毕业于保定培德中学，后考入宪兵学校学生队第七期，又被保送重庆中央警官学校特科警官班第三期学习。1945年，于文瑞担任国民革命军湖南芷江宪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中尉排长。经历8年抗战，闻听日军投降的消息，于文瑞和当时芷江的所有百姓一样，激动万分。

　　“当时你们宪兵队在哪里驻扎？”张元卿问得非常仔细。“在芷江县城。”老人回答很畅快，他们先见证了日军在芷江前线的投降，“日军飞机下面都挂着白布当旗子，表示是来投降的，否则就被我们拿高射炮打下来了。”随后，又接到命令，在宪兵团选拔30名宪兵，在新6军选拔50名士兵，跟随冷兴中将和幕僚人员，乘坐5架飞机到南京接受日军投降。

　　于文瑞回忆，按规定只有班长以上衔级的才有资格参加，要求机智勇敢、应变能力强、仪表出众。于文瑞幸运入选。入选的有的是级别较高的宪兵军官，所以要求他们降级扮成普通宪兵。“出发之前，开会研究各种预案，因当时日本投降情况还不是十分明朗，到了南京会不会落入日军伏击圈？日军会不会孤注一掷？必须做好各种应急准备，要求军官佩戴军刀和手枪，士兵手持冲锋枪，刀出鞘、弹上堂，随时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你们带的手枪是什么型号？到南京后驻扎在哪里？日军的态度怎么样？”张元卿对每一个细节都刨根问底。

　　“我们带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在南京驻扎在孙科公馆。”老人记得很清楚，刚到南京时，他们高度紧张，而实际上，日军官兵见到中国人都鞠躬敬礼、毕恭毕敬。“日军已经把随军家属和营伎送走了，只剩下参加投降签字仪式的人员和军队，汽车、炮弹等装备都很新，就直接交给了我们。”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即南京黄埔军校旧址礼堂)举行。于文瑞作为带班警卫，带领3名宪兵站在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签字台出入口，负责警卫工作，见证了签字仪式的全部过程。“当时美军五六十名士兵站在房顶，国军50名士兵站在二楼，我们30名宪兵就站在受降现场警卫。”

　　“这个人就是我！”于文瑞老人拿出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现场的照片，指着照片上一位站得笔直的士兵说，当时他是中尉排长，就站在签字台出入口，负责警卫工作。他亲眼看到日军主将排成一排向媒体记者鞠躬，看到了签字的整个过程，见证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感觉非常光荣，扬眉吐气！

　　“冈村宁次个头高吗？”张元卿又问。“差不多，比我高。”于文瑞说。

　　那一年，于文瑞29岁，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签字仪式结束后，就身穿戎装，头戴钢盔，腰间别着手枪，照了张照片，留作纪念。看着老人拿出的一张张老照片，艾德林、张元卿、王晓阳很激动，又仔细问：“您在哪个照相馆照的？”

　　“在‘总统府’对面的皇冠照相馆。”老人说。“连在哪个照相馆照的照片都记得这么清楚，真是了不得啊！”张元卿感叹，老人提供的每个细节都是重要的线索，他们回南京后，可以查找资料一一对应。对他们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考虑用纪念馆经费帮老兵正式出版回忆录

　　据了解，在解放战争中，于文瑞被解放军俘虏，1950年被释放后回到井陉老家。后来被安排到国棉五厂上班，工作七八年后退休。当年的战乱之中，于文瑞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去了台湾，以为于文瑞已经不在人世。整整39年后，他们才找到了对方，得以见面。

　　岁月远去，现在的于文瑞耳朵聋了，背也驼了，但仍然很精神，每天读书看报。前些年，老人还根据自己的传奇经历，写了一本回忆录。

　　当照顾老人饮食起居的外孙女王凤霞把回忆录拿出来时，艾德林、张元卿、王晓阳都惊呆了，回忆录写在普通稿纸上，竟然有十几本，摞在一起将近一尺厚。同时，老人还曾把自己的回忆录印刷成书，分送家人和朋友。书上有详实的资料和照片，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较高的文学性。三人如获至宝，收获真是太大了。

　　艾德林希望老人将这些文献资料和照片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里是这些资料最好的归宿，不仅会出现在明年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的展览上，还将作为文物在纪念馆永久展出。老人当即就答应了，但老人的外孙女王凤霞不同意，这是整个家族的精神财富，她想把这些资料整理打印，给整个家族留下史料再考虑捐献。

　　艾德林当场表示，他们复印一下回忆录，这次只带走复印件，不带走任何原件。回到南京后，他们将向领导汇报，考虑用纪念馆的经费，帮老人正式出版回忆录，向全国发行。

　　在采访的过程中，艾德林拍了很多视频和照片，又请求老人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的展览题词，老人当即挥毫，写下几行漂亮的小字。“书法功底深厚，98岁了写字手还不抖。”艾德林感叹。

　　随后，艾德林一行向老人征集了两支毛笔和一个老花镜，这些物品将和老人的照片一起，出现在明年的展览上。“于文瑞老人是硕果仅存的南京受降仪式的见证者。如果条件允许，明年我们还打算请老人和家属亲自到南京参加展览开幕式。”艾德林说。

　　探访老兵陈鹏

　　93岁印度远征军老兵已不能说话

　　随后，记者又带他们来到健康路金恒花园，见到了93岁的陈鹏老人。2012年，记者曾采访过陈鹏老人，那时老人还很健谈，对参加远征军到印度打仗的事刻骨铭心。可如今老人因患病已经不能说话，只能通过导管喂食，令人惋惜。

　　不过老人的女儿陈尚民、陈喆还珍藏着老人的一些照片、书信、资料，甚至还专门到国棉五厂档案室抄写了老人的履历。

　　陈鹏祖籍辽宁铁岭，少年时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读纺织工程系。1943年底，日本侵华最为疯狂的时候，国家到了危急存亡关头，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西安当时有四所高校，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加上各地流亡学生，都踊跃报名。陈鹏跟大家一起咬破手指，誓言参军报国，情景震撼人心。

　　资料显示，这批学生兵被美军飞机空运至云南沾益，1944年春又飞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丁江受训。在印度兰姆加，被编入驻印军辎重兵战编汽车第一团，战友基本由西南、西北等大学生构成。团下设三营，一营为西南联大学生，二营为西安院校学生，三营为高中毕业生。

　　在上次采访时，陈老告诉本报记者：“华盛顿(美国)来的人用英语教我们开汽车，吃穿用都是美国货。”

　　在兰姆加学习汽车驾驶两个月后，开始冒着飞机轰炸，给各个战区的前线运送弹药。直到1944年秋，才奉命沿史迪威公路回国。车队夜以继日，跋涉在滇缅公路这条“抗日生命线”上，一路翻车、伤亡不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胜利的曙光。

　　眼镜放大镜及文献资料捐献纪念馆

　　陈鹏同班同学张天庆，1919年生，邯郸成安人，两人一起飞赴印度，都是远征军汽车兵。抗战胜利后，两人没参加内战，又回到了西北工学院读书。毕业后，两人又同去唐山华新纺织厂工作。1954年，国棉五厂成立，两人又从唐山来到石家庄，陈鹏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张天庆任纱厂主任，还曾经当过省劳动模范。后来两人都光荣离退休。

　　国棉五厂的档案中，清晰地记着陈鹏在1944年到印度抗战，为汽车团士兵。但老兵张天庆，已在2008年11月去世，享年89岁。

　　来访的艾德林、张元卿、王晓阳给老人带来了营养品和慰问金，听说老人曾在印度作战，专门买了毛绒玩具大象送给老人。老人虽然已经不会说话，但抱着大象就不撒手，非常喜欢。

　　女儿给老人胸前戴上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老人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让老人敬个礼，老人就把右手伸出来，坐在轮椅上，向大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个敬礼的动作，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艾德林拿出相机，连拍了数张，表示要将老人的照片布置在他们的展览上。

　　虽然老人不能说话，但他的资料向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多线索。在国立西北工学院一份通信集上，复印着十几位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老兵彼此之间的通信，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这些资料，联系那些老兵的家属。其中，陈鹏的大学同学李峰，解放后在北京空军指挥学院工作。陈鹏的女儿陈尚民到过李峰家，“保存着满柜子的资料”。

　　陈鹏的两个女儿，拿出老人读书时的眼镜、放大镜，以及这些文献资料，全部捐献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艾德林说：“这些老兵浴血奋战，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我们一生崇敬。‘我辈尽心卫正道，岂容青史尽成灰！’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光荣历史写下来，铭刻在纪念馆里，让子孙后代时刻铭记。”

　　征集日军投降人证物证：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过燕赵晚报征集：1、日军在各受降区投降时的见证者的联系方式以及各种文物资料；2、1945年，全国各地欢庆抗战胜利时的老照片、老报纸、条幅、旗帜等文物资料；3、抗战老兵的文物资料、生活用品。有意者请拨打本报热线电话：0311——96399。或直接联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系人：张高梅025-52667177转8315秦逸025-52667177转8602（文/图 记者孟醒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