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姐掀开户籍管理黑幕
多户口背后,是各种利益,包括隐藏资产、享受大城市福利等 户籍管理制度亟待改革,杜绝多户,关上留给腐败的“后门” “童话都不敢这么写。”“有人没户口,有人俩户口……”素有童话大王之称的作家郑渊洁在陕西神木“房姐”事件曝光初期感叹。而随着相关部门的调查,“房姐”龚爱爱被查出共拥有4个户口,其中包括“含金量”最高、管理最为严密的北京户口。 “房姐”事件暴露出了户籍管理制度的漏洞,更映出了多户口背后的利益——突破一些城市房产限购令的约束,享受依附在城市户口上的种种福利,隐瞒财产,转移财产,给腐败火上浇油……正在进行的户籍改革,应该从“房姐”事件中找到堵住漏洞的法门。 双户口“房姐”网上曝光 1月16日上午,中华网上出现一个帖子,称“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龚爱爱在首都北京拥有二十多套房产,折合人民币近十亿元”;她“同样是双重身份双户口,另一个身份证名字叫‘龚仙霞’”。 帖子一出现,就在网络上被疯转。还有网友将此事发布到了微博上,同样炸开了锅。“郑州‘房妹’还没走远,神木‘房姐’又出现了。”有网友这么调侃。 媒体记者对此事调查后发现,帖子中公布的两个身份证号都确有其人:一个叫做“龚爱爱”,户籍登记地址在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中阳半道中行家属楼;另外一个叫做“龚仙霞”,户籍登记地址在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人民路北2号楼。 这两个身份证信息登记的照片为同一人,只是出生日期不同。 帖子出现的第三天,龚爱爱本人坐不住了。“我曾是神木县农商行的长期合同工,受聘为副行长,非国家工作人员,更不是公务员。”龚爱爱回应说,自己家族是个大家族,拥有煤矿等产业,多年来她一直与自家兄弟参与打理煤矿生意,收入较多。 但事情并没有因为龚爱爱的回应而终止。网友不满的是,“为何一个人可以拥有两个合法的户口?” “你的财产是个人的事儿,但是一个人拥有两个合法户口就是大家的事儿了。”一位网友在转发微博时评论。 “房姐”的户口越查越多 1月18日,龚爱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办两个身份证属“愚昧无知”,并不是为了故意钻法律的漏洞。 这样的回答显然不那么令人满意。 媒体集中报道后,当地警方第一时间也作出了回应,“龚仙霞与龚爱爱应为同一人,系克虎派出所民警在户口录入时工作疏忽造成。” 神木县公安局政工监督科主任付广平说:“龚爱爱是神木县的久居户,户口资料是真实有效的。龚仙霞是虚假的。”并称,龚仙霞的虚假户口已经被公安机关注销。 就在事件渐渐平息时,1月21日的新爆料无疑又向舆论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龚爱爱不是两个户口,而是4个!”据爆料称,其中还有一个是“含金量高”、素来以管理严格著称的北京户口。 媒体核实发现,龚爱爱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派出所与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各有一个“合法户口”,户名均为“龚爱爱”,并且北京的这个是以“110”开头的本地身份证号。 当天,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表示,该户口因重户,已于2012年1月6日注销。但记者仍能查询到该户口信息,表明其并未注销。 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真的这么容易注册?记者为此还采访了北京基层户籍民警。民警表示,外地户籍进京主要有两种方式:国企或事业单位的进京名额;或者配偶为北京户口,且双方结婚10年以上,方能在北京落户,但身份证号码还是会显示为外地号。 很显然,这两个条件龚爱爱都不符合。 多名办户口民警被处理 山西临县克虎派出所所长称,当初为“龚仙霞”办理上户手续时克虎派出所共有三人,分别是所长、指导员和民警,但当初经办此事的民警“目前已经去世”。然而据了解,当初办理“龚仙霞”上户手续的并非民警,而是指导员,这名指导员现在临县另一派出所任所长。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媒体记者试图找到当年龚爱爱的户籍迁移记录时,克虎派出所居然称“2003年到2007年这5年间所有办理户口的手续都找不到了”。 2008年11月,龚爱爱以自己的本名“龚爱爱”在兴县魏家滩派出所以补录户口的方式迁入,一个月后以投靠亲属的理由迁到了陕西神木大柳塔派出所。该处涉及的两名民警也已被处罚。北京警方随后也表示对涉及此案的民警采取停职和禁闭措施。目前,多名涉案民警已被处理,公安部门正在作深入调查。 不少网友表示,“房姐”以及“房叔”、“房妹”、“房媳”等“房氏”家族成员不断扩大,均暴露出了户籍管理制度的漏洞,要求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 要那么多户口有什么用? 《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既然一人一户口是硬性规定,不可多占,为什么有些人还要越过制度底线,处心积虑地多搞几个户口? 记者调查发现,龚爱爱于2010年1月21日利用虚假身份“龚仙霞”,注册成立了西安江东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档案显示,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龚仙霞”出资333万元,持有该公司66.6%的股份,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按照陕西省神木县工商局发布的消息,龚爱爱以“龚仙霞”虚假身份投资注册了神木县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金额达166.6万元,投资比例占33.32%;另外,龚爱爱以“龚仙霞”虚假身份还投资注册了神木县爱丽莎购物有限公司,投资金额高达3525万元,投资比例为50%,两项投资合计近3670多万元。 截至昨日(1月27日),经调查,在“房姐”不同的户口名下,共有12套房产。 有评论说,从“房姐”龚爱爱的“经验”来看,最大的原因还在利益诱惑。有户口,就可以拥有大量“隐形的资产”,就可以突破一些城市房产限购令的约束,享受依附在城市户口上的种种福利。 一个大城市的户口含金量有多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课题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人们一个普遍的感受是,大城市户口附加着太多有形或隐形的福利,甚至成了尊严和身份的象征。这成了吸引某些人办理多个户口的“肥肉”。 给反腐提出新挑战 违法拥有“双重”甚至“多重”户口背后,还有一重利益——隐藏腐败。 在龚爱爱之前的郑州“房妹”翟家慧,其父是郑州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翟振峰家的房产有房产证的就多达29处,这一家四口,每人都办了两个户口。 还有安徽凤阳县原公安局长陶勇,为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以其本人照片伪造姓名、年龄等户籍信息,指使西泉派出所所长等人以“章伟”的名字帮其办理居民身份证,并先后在安徽合肥、江苏南京开设两个银行账户,用于受贿。 在权钱交易乃至权权相换的潜规则下,代表一个人唯一身份的户籍也能作为商品来交换、也能作假,这对不断深入的户籍改革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其实这狠狠地扇了中国户籍制度一巴掌。”曾有报纸发表评论说,不时冒出的官员双重户口,给反腐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即便是现下呼声很高的官员财产公开,倘若有了双重户口的掩饰,那公开的意义多少会打折扣。因而,堵死官员的双重身份漏洞,既是反腐败的需要,也是支撑户籍改革的最起码条件。 “房姐”事件暴露出户籍制度漏洞 北京警方在最初回应“房姐”拥有北京户口时,表示很诧异。那么,龚爱爱是如何做到拥有多个“合法身份”的? 西安市一名从事了近20年户政工作的民警表示,正规办理户口程序其实要求很严格,而出现假户口应该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办户口的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公安机关审核不严格办理的。“只要警方想调查,谎言是很容易拆穿的。但凡是真想要有多个户口的人,多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申请人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串通一气弄虚作假办理的。这名民警介绍,只要能把上级领导搞定,具体办理的工作人员没有啥办不了的,都能把“假的”变成“真的”。有时候甚至只要是分局户政大队这么个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的领导同意,上个户口也并不算什么难事。 这也正是最令大家感到愤懑的。曾有一名北京市民向记者诉说:因为父亲小时候过继给亲戚家,现在他这辈男孩多,就想让他回归祖姓,改个名字把人折腾得够呛,跑断腿也不行,最后托好几个人才找熟人改了名。而另一方面,有钱的有权的人却能轻而易举地办到多个户口,不仅能在当地办,而且在全国各地都能办。两相对比,让人感慨不已。 户籍改革需要理念和技术的革新 媒体评论人王石川认为,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户籍制度在社会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流动时代的到来,相对固化的户籍制度也需要与时俱进、深化改革,以顺应流动社会的新要求,让人口有序流动。从这一背景来看,户籍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遵循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从原来的“高门槛、一次性”过渡到“低门槛、渐进式”地获得权益。这样,既能实现居民基本权利的公平覆盖,又符合现阶段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承载能力,还能调动人们努力奋斗、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积极性。而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大量权益和福利,则从根本上切断了一些人利用户籍门槛牟利的渠道。 户籍制度的深层次变革需要循序渐进。而从技术手段上杜绝多户口,则可以更快地实施。 西安基层公安机关一位户籍民警认为,现在人口信息虽然全国联网,但是只要身份证号码不一样,即使是重名和照片接近,目前的户籍管理系统都不容易识别出来,公安机关人工更不容易查出来。再加上全国十几亿的人口,异地办理重户的,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不专门调查,也不容易发现。 这位户籍民警认为,户籍信息管理应该提高科技含量,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研究公民的身份信息管理,并改革现有管理制度,同时加大投入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公安机关、医院、银行等多个部门应该从人一出生就不断采集人的DNA信息、信用信息、户籍信息、房产信息等,并在身份证植入所有信息的芯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户籍管理中的许多问题。 户改更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出现“房姐”事件,既要查当事人,更应该查公安部门内部。“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神通广大,能够办出这么多的户口,包括上海、北京,我想都与我们公安系统内部有关系。”汪玉凯说,目前中国有八百多万公职人员,任何岗位上都掌握公共资源,哪怕是一个小办事员,一个小户籍员,如果他这个岗位上不能按规则办事,就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从一个良性的公共治理来看,如果不能有效地约束公权力,那么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汪玉凯教授认为,解决“房姐”事件的根本,是需要加大对公权力的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日的讲话中曾提到,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人们期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希望它只有一个门,没有仅供少数人走的‘后门’。”新华社发表文章评价“房姐”事件时说,制度产生漏洞原因可能很多,堵塞起来也比较费劲,但若能下决心先把“后门”关上,相信会大大减少目前常见的“漏洞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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