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媳”的家谱与“家族化”公权力
有两个户口、公公拥有十余套房产,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因此被称“房媳”。在张彦被停职调查后,她的背景也更多被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张彦的丈夫、原夏县公安局长孙宏军有过三个户口,他还涉嫌长期吸毒。他们生活在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一个“官员家族”,孙家成员及其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如果孙家开家庭会议,到场的部门领导比政府开会还多。”有运城当地人说。(6月24日《新京报》) “房媳”的故事,有了新的进展。一方面,我们庆幸于这样一个新闻没有成为“烂尾”,另一方面,公众和网友还有了新的“发现”———关于“房媳”的家庭甚至是家族,我们看到了“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的事实。家庭会议等同于政府会议———对于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公权力而言,这样的传说并不会给坊间留下多少佳话。 客观来说,“家族政治”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整个家族的大小成员,或者从政,或者为商界大亨,这样的案例,古今中外并不少见。这样的家族,历来也是公众的谈资。对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从政人员家族化,也许表明从政的能力与性格,都会受到家庭环境以及教育理念的影响。但是,看过“房媳”家谱的网友,相信多数不会认可“房媳”整个家族所有成员的个人能力与道德品质都非常突出,更多的人只会徒增对于当下官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无奈感叹。 在现代政治之中,公权力在本质上仍然是属于公共的,最应当剔除和规避的就是血缘纽带在行政权力中发挥作用,防止“一人得道,鸡犬生天”的现象发生。在传统的宗法体制之下,血缘关系主宰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亲疏距离。可是,宗法是宗法,公权是公权,前者为私,后者为公,如果两者混为一谈,则便是公权力的灾难———权力必然受制于少数利益集团,其公共性会越来越被私有性所取代。 在坊间,我们经常能听到本地某某家庭势力非常强大的传说。公权力私人化、家庭或家族化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往小里说,会出现“受贿父子兵”、“老公当官,妻子当托”的现象;往大处说,会出现一些行业内的“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家族化”趋势,更会出现一些大案、窝案。甚至于,对于一些有情人和包养二奶的贪腐官员而讲,受贿的方式还可以表现为“权力二奶化”、“权力情妇化”;此外,对许多官员而言,权力还可能会“秘书化”、“司机化”。 让公共的归公共,让家族的归家族。公权力“家族化”,是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必然结果。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一旦家族化、私人化,权力和官职还会出现世袭化、继承化的特征,“萝卜招聘”、“因人设岗”等权力合谋导演的招聘闹剧就会不断上演,公权力以及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大降低,社会公平也会消耗殆尽。当务之急在于,要将权力这只可怕的老虎“关进笼子”,让官员的权力得到约束,让官员的行为接受公众的监督,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王传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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