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少年志”成为“当官控”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看来，“我们这辈人，贯彻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很多人从小立志要当科学家。而现在的孩子，都想当官、当公务员，想当科学家的，少之又少。”如果说孩子们的理想是“少年志”，“少年志”过于现实了，那结果又会怎样？

　　寻找“不稳定生活“的精彩可能

　　王聃(《潇湘晨报》评论员)

　　在我看来，与其说王景武代表是在感慨两代人不同的择业取向，不如说他指出了当下年轻人“发展”的“浮躁”。许多年轻人正在失去“仰望星空”与追求更广阔人生的兴趣，他们渴望到体制去，到永不失业的地方去，由此造成了公务员报考热长年不衰，连有编制的清洁工岗位也成为热抢的对象。

　　当然，必须要说的是，任何人都有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正因如此，仅仅轻率地批评“这一代人”过度务实，仍是不够的。想做官，想当公务员，说到底，是在追求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而单从年龄特征来看，年轻人更应具备敢闯敢拼、追求不确定未来的动力，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失去了多元尝试的勇气？

　　一个“社会人”的勇气，只能依赖于宽容的外在环境与生存资源获得的低难度来传递。年轻人热衷于到体制内去，问题或许正在于，社会并未传递给他们足够“不稳定生活”的精彩可能。当职业流动出现大面积倒挂的状态，这一定会阻碍社会整体的活力。要真正令“少年强”，令年轻人也不惮于过更“崇高”的生活，只能经由更深层次的持续变革。具体说来，一是继续强化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转型，为其“祛魅”。此外，还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当社会其他岗位的收入与荣耀感，也能达到降低生存压力、修复信心的功用时，个体发展浮躁的现象自然就会减少直至消弭。

　　理想扁平化，隐喻“童年消逝”

　　佘宗明(《华西都市报》评论员)

　　“孩子都想当官”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在第13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有项关于“中小学生理想职业”的调查显示，在包括教师、公务员、科学家在内的9个选项中，科学家被排在第7位，而排在首位的，就是当公务员。“童言无忌”，孩子理想再荒诞，原本也可以理解。可当孩子对当官趋之若鹜，当“公务员”在其理想排序中居首，它投射的斑驳现实，仍令人忧心：当孩子们过早地变得现实，将功利欲求摆上理想橱窗，这是怎样的错乱？

　　孩子的观念，或是窥探社会价值变迁的窗口。当现实凛冽，形塑了孩子的认知；当成人们过早地在孩子思维的“白纸”上，涂抹各种色调，孩子的价值观难免会倾斜。

　　人大代表王景武说，以往孩子普遍想做科学家，现在却向往公务员。这种变化，的确堪忧，但就理想的贫瘠而言，这二者其实如出一辙。在开放有活力的社会，孩子们的理想，本应是多元不羁的，而非单线条格式化的，可以是科学家、公务员，也可以是慈善家、清洁工……千姿百态，才合乎孩子的天性。

　　可当孩子的职业理想，窄化成“做科学家”或“当官”，这本身就不正常。理想扁平化之下，隐喻的恰是童年的早逝。孩子的境遇，预示着民族未来。若孩子没了童年，失去仰望天空的意兴，公共生活也会变得想象力匮乏，活力消退。“鸟儿的翅膀绑上赘物，还能飞得远么？”对孩子而言，卸去他们的重负，涵养其天性，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