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新世纪河北乡村小说概观

　　□封秋昌

　　我认为“乡村”这个概念，较之惯用的“农村”和“乡土”更具动态性、包容性和可变性，更符合时代特征。如今，随着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城乡之间正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着。所以，这十几年来的河北乡村小说，书写的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生活，而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新世纪河北的乡村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乡村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李祝尧的《世道》(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世纪初，根据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乡里乡亲》，修订本于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揭示了人的命运与世道的关系。世道的好坏，取决于它所奉行的“道”，道不同，则世道不同。人的命运也就因世道的不同而不同。主人公石大夯是当年办合作社的带头人、省劳模、东堤下村的支部书记，其命运同样被“世道”所左右。比如在“四清”中受人诬陷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对于命运如此巨大、如此突然的逆转，石大夯既无精神准备，也实在难以承受，但世道使然，又必须去面对，去承受。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中的李连春，在村里当团支书时，因为精明能干而受到村主任刘囤的压制和排挤，被迫进城，后来回村当了村主任，将一个昔日被称为“胳肢窝”的柏树庄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在这里，柏树庄在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方面的改善，人物命运的翻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乡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写照。唐慧琴的《牵牛花》，年轻时的王珍珍因为与时任村支书的何长山真心相爱而逃婚。但在生产队的体制下，他们却无处可逃，更被恪守传统道德观念的村民视为大逆不道，因此被千夫所指。而无处可逃的珍珍，只能藏在何长山姐姐家的地窨子里长达三年之久。何长山也因此被免去了支书的职务。直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后，何长山才与当年被母亲以死相逼成婚的大凤离了婚，珍珍才从地窨子里走出来重见天日，并与心爱的长山结为合法夫妻。何长山也重新获得人们的信赖并当选村支部书记。

　　然而，变化了的现实又是相当复杂的，那些因改革开放而时来运转的人物，在掌握了权力之后又被权力所异化。关仁山《天高地厚》中的荣汉俊，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人生哲学是：“男人要想活出个人样儿，就得有权有势，权势还要有财力做后盾。”在他身上，精明与能干、阴毒与狡诈、正义与邪恶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所以评论家曾镇南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复杂性，几乎尽展在这个人物的行事和谋事的心机里了。”

　　第二，历史转型期的现实变化，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命运，也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精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认为“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而改革开放之后，“人心思富”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在柏树庄，在木庄，万元户令人羡慕和向往，而贫穷则被人瞧不起，在村里没地位。胡学文的中篇小说《飞翔的女人》和《麦子的盖头》所揭示的，是偏远乡村女人人格意识的觉醒。“盖头”是婚姻的象征。麦子的丈夫马豆根输给老于一万六千多元，以麦子作抵押，并写了“契约”。麦子不认可这“契约”，并将它撕了个粉碎。她愤怒地想：“就算她有千般的错，他也不该把她作为赌注，她是他的女人，不是一件破褂子。”所以，尽管觉得老于是好人，但她不愿以“抵押品”的身份和老于生活在一起。后来，她之所以决计离开丈夫投身老于，因为这是她彻底看清了丈夫的不可救药后的主动选择，而与马豆根和老于之间的输赢已了无瓜葛。《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在寻找丢失的女儿的过程中却被人贩子拐卖，之后又因寻找人贩子弄得家徒四壁，丈夫离她而去，但她仍要坚持寻找，直到把人贩子绳之以法才罢休。荷子寻找女儿，是母爱的使然，而寻找人贩子，出发点不是想和坏人坏事做斗争，而是要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人格意识的觉醒才是她历尽艰难进行寻找的精神动力。

　　然而，精神、观念的变化，较之物质的富裕和命运的翻转，显得又是那样缓慢和艰难，甚至出现了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下滑和混乱。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纸门》在现实和历史、现代和传统的纠葛中，通过对疙瘩爷、大雄、麦兰子等形象的塑造，指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富足，农民还势必要经历一场艰难的精神解放的过程。康志刚的短篇小说《醉酒》，在“醉”与“醒”、意识与潜意识的转换中，塑造了秦小毛这个“富裕的贫困者”形象。在经济上已经跻身于村里富人行列的秦小毛，在精神上又像阿Q一样自轻自贱。秦小毛精神深处的自我矛盾，说明农民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精神的脱贫比物质脱贫更加艰难和漫长。郭松的中篇小说《叛徒》，描述了因金钱至上所导致的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的社会现象，村民们在对他们眼中的“叛徒”进行“集体施暴”时所表现出的人性之恶，惩罚手段之多样和残忍，呈现出人性集体变质的可怕图景。与此相关的，还有胡学文的《嫌疑》和康志刚的《敬酒》中所描述的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的“敬恶”现象。

　　第三，新世纪河北的乡村小说，展现出在历史变迁中，城乡之间在物质层面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而在文化、习俗、观念方面却又相互排斥相互对峙的复杂情状。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写女孩米粒儿来到她向往的城市，靠“贵人”的帮助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在感情上却受到了欺骗，最终被城市所拒绝。米粒儿的不幸遭遇表明，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和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要想真正进入城市并被城市所接纳并非易事，甚至会付出代价。

　　胡学文的《极地胭脂》中的唐英，之所以能在这蛮荒的极地留下来，是因为她觉得与城市相比，这里更有她的用武之地，所以她放弃了回城的机会；尽管她深知杨疙瘩对自己的爱，她对他也没有反感，然而她却不能接受他的爱；相反，她知道蝈蝈肚并不爱她，每月来一次只不过是来向她要钱，她却甘愿与这个拿着她的钱在城里吃喝玩乐的无业游民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和情感上自欺欺人构成了她的内心矛盾。唐英的内心矛盾，是城乡之间既相互接纳又相互保持着距离的体现。

　　第四，新世纪河北许多乡村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揭示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由此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一、土地问题关乎农业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关仁山的《麦河》，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主人公都经历了离开土地复又回归土地的奋斗历程，由此揭示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前景和土地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离开土地的曹双羊，为发财而不择手段，差一点身陷囹圄；而回归土地之后，精神上则发生了新的蜕变，也以诚信赢得了乡亲的信任，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也使他的麦河集团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了国内外市场。从这个角度说，土地既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二、农民与开发商因土地问题引起的尖锐矛盾冲突和对抗。唐慧琴的《牵牛花》，徐广慧的《运河往事》，胡学文的《秋风绝唱》、《逆水而行》，何玉湖的《是什么使我们幸存》等中长篇小说都涉及了这一问题。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承包田的好坏搭配不合理的状况得不到解决，引发了家族之间的矛盾，而相反的情况则是村干部通过重新分配承包地打压村民，或谋私利，或打击报复；另外，城市资本与乡村权力“合谋”，借“开发”之名，廉价地圈占农民的耕地，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合法利益。这种情况最为普遍。还有第三种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占用土地修建所谓的“形象工程”。三、个体农民的命运、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包括婚姻和爱情，都与土地以及对土地的态度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比如，李连春和拴保这对好友之间所发生的误会及其感情纠葛，其根本原因就是因对待土地的不同态度所引发的。在《麦河》中，曹双羊事业的成功，郭富九和曹双羊的矛盾以及最后化干戈为玉帛，县长陈元庆被“双规”，桃儿在婚恋上的一度迷失和觉醒，韩腰子、麦圈儿、凤莲的死，都与土地及他们对土地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总之，土地问题依然是当今农村的根本问题，妥善地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化解了农村的各种矛盾。这些作品启示我们：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或将要告别土地，但在精神上则要有所传承而不能彻底“告别”。

　　新世纪河北的乡村小说也存在着不足与问题：一、新世纪河北的乡村小说数量不少，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却少之又少。二、许多小说所描述的，多停留于事物的现象层面，缺乏对现实和人心地深刻洞察和剖析，缺乏应有的艺术概括力。三、人物塑造上，多写人物外在的言行举止，却难以将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深处，多数作品缺乏人性的深度和精妙的细节。四、许多作品在情与理的有机统一方面存在着缺陷：有的理胜于情，有的情盛而乏理。而艺术作品应该是情中蕴理，理在情中。五、叙事上，给人“胀满”的感觉，但在关键处又显得笔墨不足。六、河北的乡村小说以写实为主，近年来关仁山等作家则在写实的基础上增加虚幻、想象的成分，但在虚与实两条线的处理上，有些作品实线太实，虚线太虚，特别是在由实到虚的转换中给人突兀之感，显得生硬、不自然。七、语言上，一般性的叙述语言较多，缺乏艺术的味道和感染力；八、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导致写作速度太快，致使作品显得粗糙而欠精细。

关键词：乡村小说,河北